1115萬血汗錢一夕蒸發！新竹投資詐騙案　車手判1年2月掀量刑爭議與防詐反思

* 客觀要件：
* 詐欺行為：詐騙集團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誤信為合法投資而交付財物（本案為1115萬元）。
* 三人以上共同實施：詐欺集團成員（如機房話務手、假分析師、收水手、車手等）需有三人以上共同參與犯罪。
* 財產損害：被害人因詐欺行為而交付財物，導致財產損失。
* 主觀要件：
* 故意：行為人明知其行為構成詐欺，仍執意為之。
* 不法所有意圖：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而實施詐欺。

3. 車手在詐騙集團中的法律責任定位：共同正犯

法院實務對於車手的法律責任認定趨於嚴格，即便車手僅負責取款，仍會被認定為共同正犯。
* 共同正犯的認定：
* 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法院認為，車手雖未直接參與對被害人施詐，但只要明知自己加入的是詐欺集團，並基於詐欺取財的犯意而參與取款，即與集團其他成員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構成共同正犯。參照114年度金訴字第467號判決：「被告與暱稱『赫赫』、通訊軟體LINE暱稱『程序交易員-嘉德（阿德）』等成年人，及其等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所犯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107年度上訴字第920號判決亦指出：「被告雖僅擔任車手負責提領被害人匯入人頭帳戶內款項之工作，而未實際參與對被害人以電話施詐...惟其既係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而加入上開詐騙集團，則上開各個階段之詐欺犯罪行為，衡情自係在其與各該詐騙集團其他成員之合同意思範圍之內。」；98年度上易字第2274號判決也強調：「所謂共同實施，並不以參與全部犯罪行為為必要，其分擔實施一部分行為者，仍屬共同正犯。」
* 「不知者無罪」不適用：車手常辯稱不知情，但法院會從客觀事證判斷其是否知悉犯罪本質，例如異常高額報酬、刻意躲避監視器、使用人頭手機等。只要客觀上參與有組織的犯罪結構，就很難主張不知情。參照107年度金上訴字第2147號判決指出：「被告可知悉至少有三人以上共同參與本件犯行。」
* 車手角色的重要性：儘管車手通常被視為集團底層，但其取款行為是詐騙集團實際獲取犯罪所得的關鍵環節，使被害人難以追償。參照107年度上訴字第920號判決特別強調：「車手之角色於此類詐騙集團案件中仍深具重要性，致使該詐騙集團得以實際獲取犯罪所得，已使各被害人均難以追償。」；95年度易字第1565號判決亦指出：「其等雖非直接參與撥打電話向被害人行使詐術之行為，惟擔任『車手』工作……使被害人在發覺受詐欺後毫無追回贓款之機會。」

二、量刑分析與實務見解

本案車手詐得1115萬元卻僅判1年2月，引發刑度是否過輕的疑慮。法院量刑時會依據《中華民國刑法》第57條審酌一切情狀，並非僅考量詐騙金額。

1. 量刑考量因素

* 犯罪動機與目的：通常為圖一己私利。
* 犯罪手段與危害：詐騙手法對社會治安及被害人財產法益造成嚴重影響。
* 被告在集團中的角色地位：車手通常被認定為底層執行者，非主謀或核心份子。
* 參與程度與時間長短：參與次數較少、時間較晚者，刑度可能較輕。
* 犯罪所得與獲利：車手個人實際獲利通常極低，遠低於詐騙總金額。參照113年度上訴字第2270號判決提到車手僅分得5000元；107年度審訴字第143號判決也明確審酌「被告因實施上開犯行所獲取之利益（4,500元）及所參與犯罪分工情形」。
* 犯後態度：是否坦承犯行、有無悔意。若偵審中自白，可能適用減刑規定（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參照113年度上訴字第2270號判決：「犯後坦承犯行，就洗錢部分並自白犯罪……應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 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若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通常可獲酌減刑期。參照107年度上訴字第2481號判決指出要審酌「被告於犯後始終承認犯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95年度易字第1565號判決提到：「被告三人犯罪後始終坦承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且與業已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害人甲○○達成和解。」
* 前科紀錄與個人背景：是否為慣犯，有無其他犯罪紀錄。參照113年度上訴字第2270號判決，車手因「顯係慣犯」「未和解」判1年6月。
* 被害人影響陳述：詐騙對被害人造成的心理、經濟影響，也會成為加刑因素。

2. 量刑趨勢與差異

* 早期判決（85-99年）：車手刑度落差大，但即使詐騙金額高達千萬元級別，刑度也可能落在1年2月左右，與本案相近。當時法院主要區分「核心幹部」和「底層車手」，後者因「非主謀」獲較輕刑。
* 中期判決（100-107年）：法院開始強調車手在詐騙鏈中的關鍵性，但仍會考量其參與程度、犯後態度、有無和解等因素。
* 近期判決（108-114年）：量刑趨勢略有加重，特別是對於慣犯或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者，刑度會較高。然而，對於初犯、自白且獲利極低的車手，刑度仍可能落在法定最低刑度附近。
總結而言，本案車手判1年2月，可能綜合考量了其非慣犯、自白、在集團中角色邊際性、個人獲利極低等因素。 儘管詐騙金額龐大，但法院在「個人可責性」與「社會危害」之間進行權衡，並非單純以詐騙金額作為唯一量刑標準。然而，這也引發了對於刑度與被害人損失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的討論。

3. 詐欺犯罪的組織特性與法律風險

詐騙集團通常具有牟利性、持續性、結構性，屬於有組織的犯罪。這類犯罪可能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導致刑責大幅加重。參照107年度金上訴字第2147號判決指出：「具有牟利性、持續性之詐欺集團，屬有結構性犯罪組織。」

三、法律教育與社會警示意義

這起案件不僅是法律個案，更具有深刻的社會教育意義，提醒社會大眾、潛在犯罪者及政策制定者：

1. 對社會大眾（潛在被害人）

* 警惕高報酬誘惑：任何宣稱「高報酬」、「保證獲利」、「內線消息」的投資邀約，都應保持高度懷疑。詐騙集團常利用「時機稍縱即逝」的話術，讓人失去理智判斷。應驗證投資管道合法性，例如查詢金管會核准機構。
* 驗證與查證：對於任何投資主張，務必查證是否經金管會核准。詐騙集團常冒用合法券商名義，但金管會網站能查詢登記狀況。
* 支付警覺：正常投資不會要求現金面交或將款項匯入不明個人帳戶。電子支付雖方便，但留下金流紀錄反而較安全。
* 及時求助：發現可疑或已受騙，應立即撥打165反詐騙專線報警，並保留所有對話紀錄、匯款憑證等證據。警方能快速凍結帳戶，黃金時間通常只有幾小時。
* 追償困難：一旦款項被詐騙集團取走並層轉至境外，追回的難度極高。參照107年度審易字第3341號判決顯示詐騙集團常使用人頭帳戶和層轉手法，導致「被害人均難以追償。」；98年度上易字第615號判決亦指出：「兩岸詐騙集團互相勾結……不僅檢警之追緝犯罪困難，被害人也求償無門。」這凸顯事前防範重於事後救濟。

2. 對潛在犯罪者（潛在車手）

* 共同正犯責任：車手以為「只是領錢」可脫罪，但法律認定為共同正犯，需承擔詐欺集團的全部罪責。參照113年度上訴字第2270號判決：「被告與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均為共同正犯。」
* 刑責與民事賠償：即便獲利微薄，仍面臨1年以上有期徒刑，且須負民事賠償責任（如本案詐得1115萬元可能被追徵）。參照107年度原上訴字第67號判決中明確指出：「被告參與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擔任車手...犯罪情節甚重，且被告所為助長詐欺歪風，進而導致社會間人際信任瓦解。」
* 犯罪成本高昂：參與任何有組織的犯罪活動，無論角色大小，都將面臨嚴肅的法律後果，賭上人生。

3. 對政策反思與法制建議

* 量刑衡平性：現行法制對車手量刑彈性較大，但若詐騙損害巨大（如本案），應否修法提高最低刑度，以更符合比例原則，並強化嚇阻效果，值得深思。
* 跨境執法挑戰：詐騙集團常設於境外，利用跨境金流規避追查，導致贓款追回困難。應加強國際司法互助與跨境合作，打擊跨國詐騙犯罪。
* 被害人保護：除了懲罰加害者，也應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協助被害人。例如推動「詐騙被害者支援條例」，提供心理諮詢、法律扶助、甚至緊急生活補助，以減輕被害人因詐騙造成的二次傷害。
* 強化預防教育：法律能事後懲罰，但事前防堵要靠教育。應加強社會大眾對詐騙手法的認知，特別是針對人性弱點（貪婪、恐懼、孤獨）的防騙宣導，讓民眾建立正確的風險意識。
這起新竹案件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詐騙犯罪的複雜性與危害性。法律的制裁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真正的防線，永遠是我們對誘惑的警惕與對法律的認知。

1115萬血汗錢一夕蒸發！新竹投資詐騙案　車手判1年2月掀量刑爭議與防詐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