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醫爆性侵爭議！女學生控前男友樓梯間強抱強壓：性平會已認定成立

國防醫學院女學生性侵案：被害人花花在司法程序中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妨害性自主罪之法律分析

新聞原文出處：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760149

本案中，國防醫學院女學生花花指控前男友阿民性侵，校方性平會已認定性侵案成立，阿民被記兩大過，檢方亦依妨害性自主罪起訴。此案凸顯了性侵害案件在司法實務中的複雜性與被害人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以下將從被害人可能面臨的挑戰、妨害性自主罪的構成要件及相關法律規定進行深入分析。
 

壹、被害人花花在司法程序中可能面臨的挑戰

花花在司法程序中將面臨多重挑戰，主要可歸納為「證據蒐集與證明」、「心理壓力與二次傷害」以及「權勢關係與校園體系的影響」。這些挑戰不僅考驗其心智韌性，也影響案件的最終結果。

一、證據蒐集與證詞可信度的挑戰

性侵害案件常發生在隱密空間，缺乏目擊證人或直接物證，使得「違反意願」的證明成為核心難題。
1. 事證薄弱或難以保全：
* 缺乏直接證據： 性侵案件常發生在隱密空間（如樓梯間），缺乏目擊證人或直接物證（如精液、衣物纖維）。若加害人否認，檢方需依賴間接證據，如被害人事後求助紀錄、驗傷單或心理創傷證明。
* 「完美被害人」的迷思： 社會潛意識常期待被害人當下要有激烈的反抗（如大聲呼救、留下明顯傷痕）。然而，實務上被害人在極度恐懼下可能出現「凍結反應」（僵直無法動彈），無法立即反抗。辯護律師常以此質疑被害人為何不推開或逃跑，對花花造成巨大心理壓力。法院在審酌被害人抵抗時，會考量其是否合理，但花花仍需準備好面對這種對其當下反應的嚴格檢視。
* 證據鏈的薄弱環節： 雖然花花事後向友人哭訴，這類「事後求助」的證據非常重要，但辯方可能會攻擊這些對話是否在壓力下編造，或時間點是否緊接到足以證明當下的心境。花花需要清晰地回憶並證明這些證據的真實性與關聯性。
2. 證詞前後不一致的風險：
* 被害人因創傷壓力，陳述可能出現細節模糊或時間錯置。辯護律師常以此攻擊證詞可信度。例如，109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中，被害人對於某些細節的供述前後矛盾，雖法院最終綜合其他證據定罪，但顯示法院對被害人陳述的一致性要求嚴格。
* 即使113年度台上字第481號判決認為被害人證述不一可能是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所致而非重大瑕疵，但在實務中，這類矛盾仍易被辯方放大，導致被害人焦慮。
* 99年度台上字第2789號判決亦指出，法院是透過「綜合」所有間接證據來「推理」出事實，而非單靠單一證據。辯方可能主張被害人陳述不實，並質疑其報案動機，這是實務上常見的辯護策略。
3. 補強證據的門檻：
* 即使花花提供事後哭訴的LINE對話、驗傷單或心理創傷證明，檢方仍需證明這些紀錄與犯罪直接相關，且證據之證明力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否則法院可能傾向無罪推定。
* 109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說明，法院綜合被告坦承性交、被害人證言、手繪現場圖、現場照片等證據定罪，顯示證據鏈需完整且細節一致性為關鍵。

二、心理壓力與二次傷害

司法程序對性侵害被害人的心理負擔極重，可能導致嚴重的二次傷害。
1. 交叉詰問的煎熬：
* 開庭時，花花可能被反覆要求描述受害細節，辯方律師可能質疑其動機（如「是否誣陷」或「為何不立即反抗」），甚至詢問極其私密的細節，或質疑花花過去的感情史或行為，意圖將風向導向「合意」。這無異於將她的隱私與尊嚴赤裸地攤在眾人面前。
* 107年度台上字第3106號判決指出，即便被害人就主要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以外的細節未能於第一時間詳細陳述，或有前後所述不盡相符的情形，法院應理解這可能是因緊張所致，不能因此全盤否定指控。然而，花花在法庭上仍必須直接承受這種攻擊。
2. 社會偏見與標籤化：
* 花花所述有人指控她「仙人跳」，這反映社會對性侵被害人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司法程序若未妥善保護，可能加劇創傷。
3. 漫長訴訟的身心消耗：
* 司法程序動輒數年，每一次開庭都是將結痂的傷口再次撕開。花花必須不斷地回憶、陳述，並活在等待判決的不安中。這種長期抗戰對她的心理健康是嚴峻的考驗。花花已因焦慮兩度用藥過量，顯示司法程序對被害人的心理負擔極重。她需要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家人、朋友、心理師）才能撐過去。
4. 對系統的不信任感：
* 花花曾向校方提出申訴卻遲遲沒有結果，這可能讓她對整個體制（包括司法）產生懷疑。這種不信任感會加深她的無助與焦慮。

三、權勢關係與校園體系的挑戰

本案發生在國防醫學院，涉及校園與軍事體系，可能帶來額外的複雜性。
1. 加害人身分影響：
* 阿民身為醫學院學生（未來醫師），可能利用專業光環或校園權力結構施壓。若案件涉及軍事體系（國防醫學院），調查可能更封閉，增加被害人舉證難度。
2. 校方處理延宕：
* 花花提到校方性平會調查緩慢，這可能導致關鍵證據流失或被害人信心動搖。司法程序需獨立於校園行政，否則易生公正性質疑。機構有時會傾向於息事寧人，無形中增加了被害人尋求正義的阻力。
 

貳、妨害性自主罪的構成要件與相關法律規定

檢方依妨害性自主罪起訴阿民，此罪名涵蓋多種態樣。本案主要可能涉及《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若有其他情狀，亦可能涉及第225條乘機性交罪或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罪。

一、強制性交罪（《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

1. 法條內容：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構成要件分析：
* 客觀要件：違反意願的性交行為
* 性交行為： 根據《中華民國刑法》第10條第5項規定，性交不限於性器官接合，也包括以其他性器或身體部位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 違反意願之方法： 這是本案的攻防重點。行為人必須使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 強暴： 指物理上的強制力，如壓制、抓住。
* 脅迫： 指心理上的強制，如恐嚇。
* 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這是個概括規定，不限於物理強制。實務見解認為，只要行為人利用一種使被害人「處於難以反抗的狀態」的方式，即使沒有明顯的暴力或恐嚇，也可能構成。例如，利用被害人酒醉、服藥後意識不清的狀態，或在像樓梯間這種讓人感到恐懼、孤立無援的環境下突襲，都可能構成。
* 110年度台上字第3085號判決明確指出：「妨害性自主罪之保護法益，係被害人之性自主意思決定權……如行為人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任何方法，而為性交者，因違反被害人意願，侵害其原得自由行使之性自主意思決定權」，強調「違反意願」為核心。該判決亦強調，法院不要求被害人需達「不能抗拒」程度，重點在於意願是否遭壓制。
* 本案中，阿民被指控在校內樓梯間性侵花花，若檢方能證明其利用體型優勢（185公分對160公分）或環境隱密性壓制花花，使其感到無法抗拒，即可能該當此要件。
* 主觀要件：故意
* 行為人必須明知違反被害人意願仍執意性交。實務上，法院常從被害人反抗跡象或事後反應推論故意。例如花花事後立即求助友人，可佐證其非自願。
3. 本案適用性：
* 若花花能證明阿民施用暴力（如掐脖）或利用分手後跟蹤的心理恐嚇，即符合「違反意願」方法。但若辯方主張雙方曾交往、性行為屬合意，檢方需強力反證。

二、乘機性交罪（《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第1項）

1. 法條內容：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構成要件分析：
* 客觀要件：利用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的狀態
* 被害人需因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情形（如酒醉、昏迷、藥效未退）而無法抗拒。
* 110年度台上字第3085號判決指出：「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為成立要件。
* 99年度台上字第2789號判決中提到「利用Ａ女服用安眠藥，藥效未退之機會」即為類似概念。
* 主觀要件：故意
* 行為人必須明知被害人處於不能或不知抗拒狀態仍執意性交。
3. 與強制性交罪之區別：
* 兩罪刑度相同，但構成要件互斥。強制性交罪強調「違反意願」且有強制手段，而乘機性交罪則著重行為人「利用」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的狀態。
* 本案較難直接適用此罪，因花花未處於明顯「不能抗拒」狀態（如昏迷），但若她因驚嚇導致暫時性身心癱瘓，檢方或可爭取。

三、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罪（《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1. 法條內容：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構成要件分析：
* 特殊關係： 雙方必須存在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如師生、醫病、上司下屬等。
* 利用權勢或機會： 行為人利用了這種關係所帶來的影響力，使被害人「難以拒絕」或「不敢拒絕」。這條罪不需要像第221條那樣證明有明顯的「強暴、脅迫」，只要證明行為人濫用了他的權勢地位即可。
3. 本案適用性：
* 花花和阿民雖是前男女友，但若事發時阿民在學校或醫院中具有學長、實習醫官等對花花有影響力的身份，檢方也可能嘗試主張適用或併用此條。這能更精準地描述濫用專業或校園權力的惡性。

四、強制猥褻罪（《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1. 法條內容：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本案適用性：
* 如果性侵行為未達《中華民國刑法》第10條第5項所定義的「性交」程度，而是其他猥褻行為，且同樣是違反意願，則適用此條。

五、相關法律規定與保護機制

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條：
* 「被害人於審判中有權要求訊問時由專業人員陪同，並得聲請不公開審理。」
* 「法院或檢察官偵查性侵害犯罪，認為被害人於審判中有詰問之必要時，應採取適當措施，保護被害人免受二次傷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於檢察官或法官前依法定程序所為之陳述，如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得為證據。」這意味著花花在偵查庭中的陳述，如果前後一致且沒有明顯問題，本身就能成為有力的證據，不必每次都得上法庭重複受折磨。
2.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
*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這強調了證據在司法程序中的核心地位。
3. 《跟蹤騷擾防制法》：
* 報導中提到阿民在分手後有跟蹤行為，這可能另外構成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罪行，可與性侵罪一併追究。

六、量刑考量

如果阿民被定罪，法官在決定刑度時會綜合考量：
* 犯罪手段是否兇殘？
* 被告事後態度：是否坦承犯行、表達悔意？還是矢口否認，甚至反過來指控被害人？
* 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花花的心理創傷有多嚴重？（精神科就診紀錄、用藥過量等都是重要證據）
* 有無和解？被告是否嘗試彌補被害人的損失？
* 被告的身分：阿民身為（準）醫師，社會對其道德標準有更高期待，這也可能成為量刑的考量因素之一。
 

參、結論與建議

花花在司法程序中面臨的核心挑戰在於「舉證難度」與「心理負荷」。她需備齊事證（如驗傷單、求助紀錄），並尋求法律扶助與心理支持，以降低二次傷害。
本案成立與否，取決於檢方能否證明阿民「違反花花意願」且使用強制手段。若證據充分，可依《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論罪；若權勢因素顯著，亦可能觸及《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罪。法院會綜合全案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來認定事實。
此案凸顯性侵訴訟中被害人保護機制的重要性，以及「違反意願」認定的靈活性。法律條文是冰冷的，但司法實踐需要更多的溫度和智慧。社會的支持、專業的輔導陪伴，以及司法人員對創傷知情的理解，對於花花這樣的被害人能否走完這段路，至關重要。我們期待法院能細緻審理，讓證據說話，並在程序中盡最大可能保護花花，讓這起案件最終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