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拋嬰致死！法院竟減刑？這起案件揭開《情堪憫恕》爭議核心

本案的核心法律爭點主要有三：
1. 是否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需檢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客觀上是否有致人死亡之行為。
2. 是否可能適用《刑法》第274條生母殺嬰罪：此為殺人罪之特別減輕類型，需判斷行為是否符合「生產時或甫生產後」及「因不得已之事由」等要件。
3. 減刑事由之合理性：法院審酌行為人「經濟困境與童年及婚姻創傷」等坎坷身世，是否符合《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之要件，或其他減刑規定（如《刑法》第19條責任能力減免）。

貳、適用的相關法條

1. 《中華民國刑法》第19條第2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2. 《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3.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4. 《中華民國刑法》第274條第1項：生母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因不得已之事由，殺其子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5.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百七十五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不得加重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參、構成要件分析與推理

一、殺人罪（《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之構成

1. 客觀要件：生母將女嬰從三樓丟下，導致死亡結果發生。此行為直接造成女嬰死亡，從高處墜落本質上具有致命風險，符合殺人行為之客觀性。
2. 主觀要件：行為人將嬰兒從高處丟下，應能預見死亡結果，且放任結果發生，構成「未必故意」（即預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
* 實務見解：106年度訴字第1260號判決指出：「案發時被害人為甫出生未滿2個月之嬰兒，被告應可合理預見懷抱被害人從住處6樓一躍而下，懷中被害人將因遭劇烈撞擊，致生死亡之結果，仍如此為之，其主觀上應有被害人縱然因此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未必故意。」
* 107年度上訴字第1028號判決亦強調：「人體之頭部，乃人之生命要害部位，而被害人係嬰幼兒，頭部發育尚未健全，無法承受撞擊……可能造成死亡之結果，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能預見。」
* 99年度台上字第5215號判決中，生母明知嬰兒可能溺斃仍任其發生，亦被認定具殺人故意。
3. 結論：本案生母將女嬰從三樓丟下致死，行為完全符合《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客觀與主觀要件。檢方依此起訴，於法有據。

二、生母殺嬰罪（《中華民國刑法》第274條）之適用可能性

1. 身分與時間要件：行為人為生母，且行為發生於「甫生產後」（剛出生女嬰），符合主體與時間要件。
2. 「因不得已之事由」之判斷：此為適用生母殺嬰罪的關鍵且嚴格要件。
* 實務見解：109年度重訴字第7號判決明確指出：「若謂生母之經濟能力、智力較弱，即當然屬於前述不得已之事由，反會得到經濟能力、智力較處弱勢之人親職能力必然較弱之結論……客觀上並無不得已之情形。」該判決強調，若無其他事證認被告當時之健康、經濟、情緒、嬰兒之狀況有何使被告不得已需將嬰兒丟棄之狀況，則難以符合此要件。
* 分析：本案生母雖有經濟困境與創傷，但若無證據顯示其當時健康或情緒已達「無其他選擇」之境，或已尋求所有可能協助仍無果，則可能難以符合「不得已之事由」的嚴格標準。
3. 與殺人罪之關係：生母殺嬰罪為殺人罪之特別減輕類型（109年度訴字第787號判決）。若不符合第274條之要件，仍應回歸普通殺人罪論處。
4. 結論：由於「不得已之事由」要件嚴格，本案生母之困境若未達無法抗拒且無其他求助管道之程度，則可能難以適用《中華民國刑法》第274條生母殺嬰罪。

三、減刑事由之檢視

法院審酌生母坎坷身世而減刑，主要可能援引《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或《中華民國刑法》第19條「責任能力減免」。
1. 《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
* 要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且認科以法定最低度刑（殺人罪為十年有期徒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 實務見解：
* 113年度台上字第1506號判決指出：「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 104年度台上字第3415號判決亦強調：「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並補充：「衡以一般社會觀念，顯然難以容忍者無適用餘地。」
* 99年度台上字第4283號判決亦持相同見解。
* 86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判決曾考量行為人精神狀態、家境窮困、子女智能不足等「種種打擊」致犯行，認為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 本案分析：生母之經濟困境、童年與婚姻創傷，確實可能構成「特殊原因與環境」，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同情。若法院認為科以殺人罪最低刑度（十年有期徒刑）相對於其悲慘背景可能過苛，則符合「情堪憫恕」精神。
* 犯罪手段之影響：然而，犯罪手段的嚴重性可能削弱「情輕」之認定。本案從三樓丟下嬰兒致死，手段激烈。
* 113年度台上字第1506號判決即指出：「以上訴人對出生不及4月之幼嬰施以暴行嚴重程度……倘科以最低度刑，並無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特殊狀況。」
* 85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判決亦強調：「犯罪手段殘酷，衡情自無情堪憫恕之情形。」
* 實務差異與歸納：儘管有判決強調犯罪手段的殘酷性可能排除《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的適用，但本案法院仍減刑，顯示其可能更側重「行為人處境」而非「行為危害性」本身。這反映了法院在適用《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時，會綜合考量犯罪動機、手段、行為人背景、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並非單一因素即可決定。
* 101年度上訴字第531號判決即指出：「所謂『犯罪之情狀』，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該案被告因情緒失控殺害子女，法院仍考量其坦承犯行、態度良好而減刑。
* 106年度訴字第1260號判決亦因被告罹患憂鬱症，雖觀念偏差，但考量其自身傷痛而減刑。
2. 《中華民國刑法》第19條責任能力減免：
* 若生母因創傷導致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得減輕其刑。
* 本案未明確提及精神鑑定結果，但法院審酌「婚姻創傷」可能隱含此因素。若有醫學證明其精神狀態受影響，則可依此條減刑。
3.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
* 由於被害人為剛出生女嬰，屬於兒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然而，該條但書規定「不得加重於死刑或無期徒刑」，且加重與否仍屬法院裁量權限。若法院已考量行為人背景而減刑，則可能不會再適用此加重規定。

肆、總結與結論

1. 本案構成《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生母將女嬰從三樓丟下致死，主客觀要件均該當。
2. 《中華民國刑法》第274條生母殺嬰罪可能不適用：因「不得已之事由」要件嚴格，生母之經濟困境與創傷若未達無法抗拒且無其他求助管道之程度，難以符合特別減輕規定。
3. 減刑具合理性：法院審酌生母之經濟困境、童年與婚姻創傷等坎坷身世，若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且宣告殺人罪最低刑度（十年有期徒刑）確有過苛之虞，得依《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此減刑並非免除罪責，而是量刑彈性之展現，符合113年度台上字第1506號判決所述「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
* 實務見解的歸納：法院在適用《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時，會綜合考量犯罪動機、行為人背景、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即使犯罪手段嚴重，若行為人處境極度悲慘，仍可能被認定為「情堪憫恕」。這反映了法律在維護生命權的同時，也兼顧個案正義與人性考量。
* 實務差異與變遷：早期判決（如85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對犯罪手段殘酷者較不易適用減刑，但中期及近期判決（如101年度上訴字第531號、106年度訴字第1260號）則更傾向於在考量行為人整體困境及悔意後給予減刑空間。這顯示實務上對於《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的適用，已從較為嚴格的「行為危害性」判斷，轉向更為全面的「行為人可責性」與「情狀可憫恕性」的綜合評估。
總結：本案生母雖構成殺人罪，但法院透過《中華民國刑法》第59條酌減刑度，反映了法律在嚴懲犯罪與考量行為人特殊處境之間的平衡。未來類似案件，應謹慎衡平「行為危害性」與「行為人可責性」，避免情輕法重或情重法輕之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