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竟然還在引用違法判決的「判例」

在2026.9.1的公民新聞「法院竟然拒絕執行有關法官迴避的法律規定」一文中提到，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明文規定：法官曾參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仲裁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高院113年度聲字第495號民事裁定(駁回法官迴避聲請)，卻引用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時期，最高法院30年渝抗字第103號判例，以及故意歪曲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56號解釋，將該款所稱之「前審裁判」，自行立法為「係指該事件之下級審裁判，或聲請再審（再審之訴）之原確定終局裁判而言」。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56號解釋文，白紙黑字寫的明明是「⺠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關於法官應⾃⾏迴避之規定，乃在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之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職務，以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因此，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者，固應⾃⾏迴避。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其參與該確定終局判決之法官，依同⼀理由，於再審程序，亦應⾃⾏迴避」。高院第495號民事裁定卻故意把它歪曲為：前審裁判「係指該事件之下級審裁判，或聲請再審（再審之訴）之原確定終局裁判而言」。 

最高法院渝抗字第103號判例，依據現行法律，根本就是無效的違法判決。民事訴訟法第468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也同樣規定：「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上述第103號判例並未引述任何法律依據，就自行立法指稱：「復按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所謂前審裁判，固不以下級審裁判為限，除權判決對於撤銷除權判決之訴，宣告禁治產之裁定對於撤銷禁治產宣告之訴，亦為同款所謂前審裁判。然除有此種特殊情形外，恆指該事件之下級審裁判而言」。前述有關「下級審裁判」的判決，根本就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違法判決。 

更荒謬的是，79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56號解釋文已經釋明：「⺠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關於法官應⾃⾏迴避之規定，乃在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之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職務，以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然就法官因曾參與同一案件之先前審判所致之預斷風險，是否即必然會使當事人喪失其審級救濟利益，毋寧其關鍵在於：法官參與先前審判是否會發生『審查自己所作裁判』之情形，….如參與確定裁判之法官，再參與就該確定裁判所提起之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即使不涉及通常救濟程序之審級利益，因仍會發生『審查自己所作裁判』之情形，致當事人喪失其非常救濟利益，從而原則上亦應屬憲法所要求之法官迴避事由」。 

威權時代的違法判決，卻被已經民主化的臺灣法院法官拿出來當成尚方寶劍耍弄，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依據「最高法院判例全文彙編」的「例言」記載：「本彙編係以司法院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經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協助，取回在大陸地區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找之政府遷台前民、刑事判例裁判書全文數位資料，校繕編輯，….」。威權時期是人治社會，法院判決必然存在大量的侵害人權違法判決，卻被已經民主化的臺灣法院照單全收。 

法院組織法第57條第3項原本規定：「最高法院之裁判，其所持法律見解，認有編為判例之必要者，應分別經由院長、庭長、法官組成之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後，報請司法院備查」。而被選為判例的判決對於法官具有實質上的拘束力，也就是說，法官不能夠作出與判例的見解相違背的判決。這樣一來，司法院只要開個會，就可以實質上自行立法，自己執行。立法權顯然受到侵犯。因此，立法院在107年刪除法院組織法第57條，改為增訂第57-1條，規定： 

最高法院於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本法修正施行前依法選編之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停止適用。 

未經前項規定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 

於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本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三年內，人民於上開條文施行後所受確定終局裁判援用之判例、決議，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準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然而，法律雖然已經改了，法院卻仍然緊抱威權時期的無效「判例」，且繼續引用作為判決依據。威權文化究竟還要遺禍臺灣民主社會多久？

照片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