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資中心的全民原教困境
【記者 古芳如／中正大學報導】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是許多原住民族學生在大學中的重要支持系統，也肩負推動「全民原教」與跨族群交流的角色。然而，原資中心長期面臨人力不穩、行政體系邊緣化與資源不穩定等困境，使這座文化橋梁逐漸被推向校園的行政邊陲。
空心的支持系統 計畫經濟下的「一年助理」
對許多從都市來到大學的原住民族學生而言，原資中心是他們重新理解自身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重要陪伴者。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專任助理王治國表示，原資中心在大學中的核心角色，是「文化認同的引路人」與「校園生活的支持系統」。不過，「專任助理」這個原資中心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實得來不易。在日常工作中，原資助理除了籌辦文化活動，也需負責跨單位協調、課業輔導、生涯諮詢，以及各類獎助學金資訊整合等行政工作。
過去，由於政府對原資中心的補助經費有限，多數學校僅能聘任兼任助理，或由行政人員額外承辦原民生相關業務。缺乏穩定且專責的人力，也使原資中心長期面臨運作成效受限的困境。為改善此現象，教育部自2020年起，透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專款補助各校原資中心一名專任助理的人事費，並規定每達100位原民生，得增置1名專任人力，依此類推，以改善長期不足的人力缺口。不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雖持續挹注，原資中心可聘用之助理員額看似增加，但在熱鬧的活動與文化展演背後，依舊隱藏著人事高流動率、行政體制邊緣化，以及校園內從未真正消失的文化偏見。
原資中心助理不僅需負責行政業務，也會透過走讀部落，協助學生建立自我認同，深化對文化的理解。【圖片來源 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提供】
根據報導者2021年統計，全國大專院校原資助理流動率高達八成，平均任職時間僅一年多，甚至有不少人未滿一年便離職。長期投入原住民教育近二十年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中心主任邱韻芳直言，人事動盪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長期將原民事務「計畫化」與「專案化」。
原資中心專任助理人員流動率高，使計畫推動執行與陪伴原民生的工作面臨持續性的挑戰。【記者 古芳如／製圖】
目前多數原資中心仰賴高教深耕計畫等專案經費支撐運作，由於屬於「計畫型經費」<註一>，助理一職缺乏穩定編制與職涯保障，導致人力難以長期留任。邱韻芳指出，這類以專案支撐人力的「計畫經濟」，也容易在校園內部產生「相對剝奪感」，讓其他單位誤以為原資中心獲得較多資源，卻忽略原資助理本身並不屬於常態編制，其工作穩定性與保障程度，與正式行政人員仍有明顯落差。邱韻芳強調，原資助理應比照諮商中心心理師等專業輔導人員，納入學校常態預算與正式編制，唯有如此，歷年來為支持原民生所累積的專業經驗，才有機會真正留存與傳承。
體制邊緣的孤軍 沒有開課權的「三級單位」
除了人力流動問題，原資中心在大學行政體系中的位置，也長期處於邊緣。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助理的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副主任童信智指出，行政體系高度講求層級，而層級往往決定了一個單位的話語權。目前多數大學的原資中心，被編制於學務處底下的二級或三級單位，由於行政層級有限而缺乏跨單位協調能力，進而難以真正推動全民原教。
童信智以性別平等教育為例指出，性平教育之所以能逐步進入校園核心，是因為其背後具有國家層級的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與制度保障，各級學校也依法設置明確性別平等專區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並建立課程、通報與教育推廣機制。相較之下，雖然《原住民族教育法》對全民原教有所規範，但許多學校對相關政策仍缺乏制度化規劃，例如，校內缺少專責行政窗口、原民教育工作過度依賴原資中心推動、缺乏長期課程制度與固定預算，甚至在校園網站中，也難以找到完整且獨立的原住民教育相關資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的變遷，也反映出這樣的制度現實。暨南大學早在2006年便成立二級單位的「原住民中心」，但三年前校方進行組織調整後，原住民資中心被移撥至學務處底下，更名為「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並降為三級單位。邱韻芳坦言，降級後的差異相當明顯。雖然現任學務長尊重原資中心業務，但校內其他行政與教學單位，仍常抱持「各自為政」的態度，跨單位合作推動全民原教的難度相當高。她指出，每逢大型活動或校慶如暨大森活節、暨大原民週，校方仍傾向邀請原民學生進行歌舞展演，作為文化活動的「開場表演」，往往讓文化教育流於形式，難以真正深化教育意義。
文化展演雖能展現學生的族群認同，但如何進一步讓學生理解原住民族歷史脈絡與轉型正義議題，仍是全民原教推動的核心問題。【圖片來源 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提供】
邱韻芳認為，全民原教真正需要深化的核心，其實是「課程」。然而，原資中心本質上屬於行政單位，並不具備開課權，當學校又缺乏跨單位合作機制時，全民原教便容易被侷限於活動辦理與短期成果展示，難以真正進入大學知識體系。
被表演的文化 複製刻板印象
當課程制度難以建立，原資中心在有限資源與績效壓力下，也逐漸被迫走向「活動化」與「展演化」。童信智從社會心理學與文化脈絡分析，原住民族文化的核心，其實是建立在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倫理關係與生活價值，例如：泰雅族的Gaga<註二>、布農族的Samu<註三>等文化精神；而傳統歌謠與舞蹈，原本是族人在日常生活、祭儀與集體勞動中，隨著習慣逐漸發展出的表達形式，背後承載著族群記憶、歷史與價值觀。然而，現今校園中的全民原教，卻經常將「展演」視為主要形式，將原本深層的文化脈絡簡化成視覺化表演。童信智表示，許多活動從接到公文到正式演出，往往只有短短幾週籌備時間，學生只能反覆練習動作與流程，卻缺乏對文化背景與歌詞意義的理解，久而久之，甚至連原民生自己都會產生強烈違和感。
童信智也提到，過去曾有校方邀請他演講時，直接表示希望「知識性的內容少一點」，期待活動能以輕鬆、體驗式的方式進行，反映出主流社會對原民文化的理解，仍停留在表層的「好玩」與「體驗」。童信智進一步分享，一位鄒族阿嬤曾半開玩笑地說，鄒族杵音原本只會在除夕、新年等重要時刻進行，但在觀光產業進入部落後，卻逐漸變成「一日三杵」。一句玩笑話的背後，也反映出原住民族文化在觀光需求下，被消費與表演化的現象。
這種帶有「獵奇性質」的文化消費模式，其實並非新現象。童信智指出，從日治時期的展演式治理<註四>，到今日觀光產業與校園活動中的文化表演，原住民族文化長期被簡化為歌舞、服飾與節慶，而較為沉重的歷史脈絡、土地議題與轉型正義，卻鮮少受到關注。童信智說：「缺乏文化脈絡的表面體驗，其實正在間接複製刻板印象。」
原住民族文化不應僅是舞台上的歌舞展演，它更承載著族群歷史、生活經驗與文化價值。【記者 古芳如／拍攝】
邱韻芳也觀察到，多數非原民生並不會因為校園中設有原專班或原資中心，就主動理解原住民族議題。當講座參與度低落、活動缺乏深入討論時，一旦日常對話中再度涉及資源分配或現實利益衝突，既有偏見與歧視言論便可能再次浮現。
從課程到制度 全民原教的最後一哩路
全民原教若要從「特定族群的文化活動」，走進更多師生的日常理解中，高等教育的知識結構勢必需要重新調整。童信智指出，目前大學知識體系仍以西方學術框架為主，原民知識在高教場域中，往往被視為附屬或補充性的內容。相較於高度分科、專業化的學術知識，原住民族知識更強調與土地、群體及生活經驗的整體連結，兩者之間本就存在結構差異。
面對全民原教推動上的現實困境，童信智認為，比起全面必修化，更可行的方式，是由教育部提供專案補助，支持各校通識教育開設原民相關課程，並在畢業學分中納入一定比例的原民文化課程要求。以國立中正大學為例，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開設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與創意應用學分學程」，便嘗試結合理論課程與部落田野實作，讓學生不只停留在表層體驗，而能進一步理解文化背後的歷史與價值。
高等教育推動全民原教，不應只是校園角落中的文化展演，也不該淪為回應績效指標的例行活動。原資中心雖不具備課程主導權，但可作為協作平台，與系所及通識教育單位共同發展原民相關課程；然而，制度層級的課程改革與學分設計，仍需仰賴學校教務系統與教育部政策支持。
童信智說：「要翻轉主流社會長期形成的既定印象，其實是一項非常漫長的工程。」除了制度改革之外，傳播與媒體也扮演重要角色。透過社群媒體、校園刊物與日常對話等「隱形教室」，原民議題才有機會逐漸進入主流社會的脈絡之中。
<註一>計劃型經費：為執行特定目的、特定目標或特定工作計畫所編列的專款經費。這類經費必須針對特定計畫提出申請或核定，且通常設有明確的執行期限、預計產出及專款專用的限制，與機關維持日常營運的「基本維持費」或「一般性補助款」不同。
<註二>Gaga：在傳統泰雅族社會中，Gaga是族人生活信仰與社會體制及權力管理中最高規範與準則，是部落維持族人生存發展，以及強化團結社會和諧相當重要的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泰雅族中有「真正的人（maga Atayan）」、「勇敢的人 mawtux na tayan」的意涵。
<註三>Samu：是布農族傳統文化中相當重要且核心的概念之一。Samu不只傳達「不應該做的事」，也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是囊括布農族人的社群倫理、環境智慧以及對生命萬物和天地自然敬重。從日常禮儀到耕獵婚喪都有Samu ，如果做出干犯Samu原則的行為就叫「masamu」，是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甚至影響生命），必須去尋求和解、化解隨之而來的災厄。
<註四>展演式治理：政府或政治人物透過活動、表演、儀式與各種容易被看見的形式，來呈現自己「有在做事」，並藉此傳遞特定價值觀、塑造政績形象，進而獲得民眾認同與支持。
例如：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透過歌舞展演、部落參訪與文化展示等方式，將原住民族文化包裝成可被觀看與管理的對象。一方面對外展現殖民統治成果，塑造「成功治理番地」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藉此強化政權控制與同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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