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國中生割喉案只判12年？從新北校園命案看少年司法減刑與假釋爭議

2023年12月25日，聖誕節。
新北市某國中裡，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中午，卻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台灣的悲劇——15歲的國三生，因為口角衝突，掏出一把彈簧刀，刺進了同校同學的身體。
那一刀，奪走了一條年輕的生命，也刺穿了兩個家庭的未來。

兩年過去，這起案件終於在二審宣判。
行凶的少年從一審的9年，被加重為12年徒刑；同案的少女從8年變成11年。
然而，法庭外，死者的父母哭到幾乎站不穩，他們嘶吼著：「台灣司法已死！」、「少事法保護壞人！」
為什麼殺人只判12年？為什麼加害者年紀小就可以減刑？
家屬的憤怒與絕望，讓整個社會再次陷入對少年司法的激烈辯論。

新聞原文出處：https://tw.news.yahoo.com/%E6%96%B0%E5%8C%97%E6%A0%A1%E5%9C%92%E6%94%BB…

一審到二審：刑度加重了，但家屬仍無法接受

一審時，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定兩人共同犯殺人罪，但因為他們都是14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依刑法第18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最後判處少年9年、少女8年有期徒刑。
這個數字，對被害者家屬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一條人命，換來的竟是不到10年的刑期？
他們提起上訴，希望二審能還給孩子一個公道。

2025年12月23日，二審台灣高等法院宣判。
合議庭認為，原審沒有考量醫療機構出具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評估了少年的再犯風險與具體處遇建議，屬於重要的量刑因子。
因此撤銷原判決，改判少年12年、少女11年。
全案還可以上訴。

判決一出，家屬的情緒徹底崩潰。
他們在法庭內哭喊：「為什麼判那麼低？」、「我們小孩的命都沒了，誰來幫我們的小孩回復生命？談什麼修復？要修復什麼？」
走出法庭，死者的父親在議員陪同下，顫抖著說：「台灣司法已死！少年事件處理法保護壞人，被害者通通沒被保護到……他們（加害者）在法官引導下才道歉，根本不是真心悔改！」

為什麼殺人罪只判12年？少年司法背後的邏輯

要理解這個判決，得先從《少年事件處理法》說起。
這部法律的立法精神，是「以教育代替刑罰」，認為少年心智尚未成熟，還有矯正的可能，所以原則上會用保護處分來處理。
但如果是殺人、重傷害等重罪，還是可以移送檢察官，依《刑法》來判刑。
不過，就算是依《刑法》，14歲以上未滿18歲的人犯罪，依法「得減輕其刑」。
也就是說，法官可以視情況減輕，也可以不減輕。
本案中，法官選擇減輕，所以法定刑從「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變成「5年以上有期徒刑」（因為減輕後最低刑度減半）。
一審判9年、8年，二審判12年、11年，都還在這個範圍內。

但家屬不懂：殺人不是應該償命嗎？為什麼可以減刑？
這是因為法律認為，少年的人格還在發展，不該用成人的標準來對待。
法院在過去的判決中曾強調：「被告為上開觸犯刑罰法律行為時，係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自應先由原審法院少年法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判決書片段112年度台非字第68號）
換句話說，少年犯罪，程序上必須由少年法庭來審理，就是要確保少年受到特別的保護。
本案一審就是由少年法庭審理，二審則是由高等法院的少年法庭負責。

量刑的關鍵：犯後態度、再犯風險、醫療評估

判刑的輕重，除了看犯罪情節，還要考慮很多因素，像是犯後態度、有沒有悔意、再犯風險、對被害人家屬的補償等等。
二審之所以加重刑度，主要是因為醫療機構的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評估了少年的身心狀況、再犯可能性，並提出具體的處遇建議。
合議庭認為，原審沒有把這份報告納入考量，導致量刑過輕，所以撤銷改判。

其實，類似的情況在過去的判決中也出現過。
例如，在某個成年人傷害兒童致死的案件中，二審法院就指出：

「被告犯後雖一度否認犯罪，惟於偵查中即選擇坦承全部犯行……對於司法資源之節省尚有一定助益。……原審就此部分未就前述被告坦承犯行……加以考量，所為量刑即難稱妥適。」（判決書片段112年度上訴字第385號）

這段話清楚說明，上級審會仔細檢視原審有沒有漏掉重要的量刑因子，如果漏了，就可能改判。
本案的二審合議庭，正是認為原審忽略了醫療報告，所以決定加重刑度。

那麼，醫療報告到底說了什麼？
判決書沒有公開細節，但從新聞可以知道，報告評估了少年的「再犯風險」與「處遇建議」。
或許，報告認為少年需要更長時間的輔導與矯正，所以法官認為原判的9年不足以達到教化目的，因此改判12年。

但家屬質疑：「他們在法庭上根本沒有真心悔改，只是被法官引導才道歉！」
犯後態度，確實是量刑的重要考量。
法院在另一個判決中，就詳細列舉了量刑時會斟酌的事項：

「審酌被告身為林童父親……本應從重予以量刑，惟念其係基於一時衝動而為犯罪……犯後態度尚可，另斟酌林童之母到庭已表示願意原諒被告……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判決書片段112年度上訴字第385號）

這個判決顯示，法官會綜合考量犯罪動機、手段、結果、犯後態度、被害人原諒與否等因素，來決定刑度。
本案中，二審合議庭顯然認為，即使少年少女有道歉，但根據醫療報告，他們的再犯風險仍高，需要更長的刑期來進行矯正。

家屬的痛：假釋與保護傘下的恐懼

判決後，死者的父親哭訴：「法院說需要再久一點的時間教化，但久一點也12年，估計服刑三分之一，也就是4年即可假釋，出監時還不到18歲，可以繼續殺人又獲少事法保護。」
這確實是許多民眾的擔憂。
依照《刑法》假釋規定，有期徒刑執行超過三分之一，就可以申請假釋。
12年的三分之一是4年，如果少年在獄中表現良好，確實有可能在4年後出獄。
那時他還未滿20歲，理論上仍受《少年事件處理法》保護，身分不會曝光。
對家屬來說，這無疑是二次傷害。

但法律就是這樣設計的：少年犯的個資受到嚴格保護，連被害人家屬都無從得知加害者的真實姓名。
家屬憤怒地問：「法院民事庭把他的個資等，完全沒有遮蔽的給殺人犯知道？為何少事法保護對方，然後自己什麼都不能看？」
這種資訊不對等，加深了被害者家屬的無力感。

國賠之路：追究學校責任

除了刑事訴訟，家屬也在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屆滿前，向新北市教育局申請國賠，究責失職人員。
教育局表示已完成形式審查，將提報國賠審議。
家屬主張，學校對於偏差行為學生，依法負有落實三級輔導及校園安全預防作為之責，但校方人員未善盡職責，導致學生遭受重大損害。
這條路能否成功，還是未知數，但至少給了家屬一個尋求補償的管道。

少年司法的兩難：保護加害者 vs. 保護被害人

這起案件，赤裸裸地呈現了少年司法的兩難。
法律希望給犯錯的少年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被害人家屬卻覺得正義沒有伸張。
社會大眾也常常在「嚴懲」與「教化」之間擺盪。

回頭看二審判決，合議庭特別提到：「促進兩人健全自我成長與重返社會，少年刑事司法以少年健全發展可能為核心制度目的。」
這句話，正是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核心價值。
但當這個價值與被害人家屬的傷痛碰撞時，該如何取得平衡？
或許，我們需要更完善的被害人保護制度，以及更透明的司法程序，讓家屬能理解判決的理由，減少被遺棄的感覺。

結語：司法的溫度與冷酷

寫到這裡，我忍不住想起死者母親在法庭外的話：「一個好好活潑健康的生命，卻變成腫脹的遺體，還經過解剖，凶手卻在法庭一路這樣子欺辱我們，談什麼修復式司法？怎麼把我孩子的生命修復回來？」
司法可以很理性，但人的傷痛無法用法律條文撫平。
這起案件不會是最後一起，但願我們的社會能從中學習，找到一條既能保護少年未來，又能撫慰被害者傷痕的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