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國際慈善日｜台灣百萬志工之外：我們是不是把「做公益」想得太窄了？
公民記者／APO
每年9月5日是「國際慈善日」（International Day of Charity）。
9月5日，聯合國留下的其實不只是一個「做好事」的日子
每年9月5日是聯合國「國際慈善日」（International Day of Charity），日期選在德蕾莎修女1997年逝世的這一天。2012年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決議時，談的其實不只「幫助別人」，還包括教育、公共意識，以及不同文化與群體之間的對話、團結與理解。
這讓我重新想了一下：如果今天問「做公益有哪些方法？」我們腦中浮出的答案，是不是其實比公益本身窄很多？
一間學校願意打開教室談HIV與性健康、有人留下時間當志工、企業提供專業、活動主辦人替公共議題留下一個位置；甚至當朋友拿HIV感染者開玩笑時，有人願意說一句「欸，這樣講不太OK」——這些看起來完全不同的事情，其實都在改變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
台灣超過百萬人正在參與，但很多改變根本沒穿志工背心
衛福部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底，台灣已有111萬4,604名志工、2萬1,441個備案志工團隊，一年服務超過1億小時。
而2026年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最新報告又提供另一個有趣的角度：全球估計約21億工作年齡人口每月參與志願服務，而且非正式志願服務的比例超過正式組織型志願服務的兩倍。
所以問題可能從來不是「我有沒有能力做公益」。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發現，自己原本站的位置就能做些什麼？
在愛滋防治現場尤其如此。一場講座需要有人打開教室，一次社區服務需要在地夥伴，一場倡議需要設計、影像、醫療、行政、志工與願意參與的人。很多真正推動改變的角色，甚至從來沒有被寫進新聞標題裡。
但等等，如果公益只是「大家多一點愛」，問題其實還沒答完
這也是我查到這裡最想繼續追的一題。
如果青少年找不到可信任的性健康資訊，我們不能只期待他「自己去查」；如果多元性別者進入服務場域仍擔心被評價，也不能只叫當事人勇敢一點；如果HIV污名依然存在，更不能永遠要求感染者自己負責解釋。
公益走到最後，其實會碰到教育、醫療、媒體、企業、社區與制度。
那麼，一個普通人到底還有哪些參與方式？一間教室、一項專業、一場活動，甚至一次「不跟著歧視」，真的都算嗎？
我們整理了幾種可能連你自己都沒想過的參與方式。
一間願意打開門的教室，也能改變事情
這件事放到愛滋防治與健康教育現場，會變得更具體。
一場校園HIV教育能夠發生，需要有人講課，但也需要老師願意挪出一堂課、行政端願意協調、學生願意坐下來談那些平常有點尷尬又不知道問誰的問題。
一場社區活動，需要場地、工作人員、志工與在地夥伴。
有人擅長攝影，有人會設計，有人可以整理物資；企業能提供自己的專業，學生社團可以發起活動，醫療工作者可以協助把正確的健康資訊說清楚。
甚至有些參與小到沒有辦法填進成果報告。
朋友拿HIV感染者當笑話時，你沒有跟著笑；看到一則來源不明的性健康資訊，你先查證再分享；遇到性別、性傾向或生命經驗和自己不同的人，你沒有急著替對方下定義。
沒有舞台，也沒有掌聲。
但一個社會對人的態度，本來就是這樣累積出來的。
今天一間教室願意談，明天一個活動願意留下位置，後天一句原本沒有人制止的歧視玩笑，有人開始說：「欸，這樣講好像不太OK。」
文化就是在這些很小的瞬間裡，慢慢換方向。
公民記者／APO
資料查核：聯合國國際慈善日、聯合國大會A/RES/67/105、衛生福利部、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6 State of the World’s Volunteerism Report。
聯合國｜International Day of Charity
聯合國大會｜A/RES/67/105 原始決議
衛生福利部｜台灣志願服務統計資料
UNV｜2026 State of the World’s Volunteerism Report
我們整理了幾種可能連你自己都沒想過的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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