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社團推動嘉義樂團文化復興

台灣各地的音樂文化發展並不均衡，南北部在展演空間與文化資源上的差距明顯。以全台各縣市表演場館數量作為觀察指標，可以明顯看出南北部在文化資源上的落差。整體而言，北部地區的場館數量往往是南部地區的兩倍以上。以台北市與高雄市為例，台北作為文化與娛樂活動的核心城市，擁有30間以上的展演空間與表演場館，從大型音樂中心、文化中心，到中小型的 Live House、獨立藝文展演空間幾乎遍布全市，形成多層次、多風格的表演生態。相比之下，高雄雖為台灣一線大城市，擁有流行音樂中心與衛武營等指標性場館，但整體展演空間僅約10間，為台北的三分之一，導致觀眾與樂團的曝光機會相對有限。

嘉義的情況則更為侷限。當地現有的演出場館多以古典音樂或管弦樂為主，能提供搖滾、流行、金屬樂團演出的場館僅有一間，設備與空間條件有限，容納人數約40人，難以支撐中型規模的演出活動。此外，多數可舉辦現場音樂的餐酒館或咖啡廳，以餐飲收益為主，音樂表演僅為附屬價值，難以形成穩定的樂團文化與演出平台。

這種資源落差反映南北在文化建設與音樂基礎設施上的差距。缺乏合適的展演空間意味著中南部樂團演出與宣傳的機會受限，許多團體被迫北上尋求舞台與觀眾，也導致地方音樂文化難以自給自足。

東海大學教授楊友任在〈台灣獨立音樂的仲介機制：中部地區的案例研究〉中指出，Born（2011, 2015）在德勒茲與瓜塔里的「組裝體」（assemblage）本體論<註一>基礎上，提出「音樂組裝體」（music assemblage）<註二>概念，認為音樂由多重中介要素構成，包括聲音系統、物質設備、場館、商品形式、社會關係與想像共同體等。

Soundtrick工作室老闆呂先生也說：「基本的音樂生態需由中小型展演空間、草創樂團與願意支持的聽眾三者互相支撐：小場館提供發跡空間，聽眾成為基礎群體與經濟來源，而草創樂團帶來創新能量與音樂多樣性。唯有持續的循環，才能形成健康的地方音樂生態。」然而回望嘉義，其音樂環境仍難構成這樣的完整循環。

無論北中南地區，樂團生態維持與提升和三個基本要素緊密相關。【記者李紹齊／製圖】

覺醒音樂祭後的嘉義

曾經，嘉義也是南台灣音樂的重要據點。在「覺醒音樂祭（Wake Up Festival）」尚未停辦的年代，嘉義吸引大量樂迷與表演者，甚至邀請國外樂團來台演出，短暫成為南台灣最具活力的音樂城市之一。同時，像「傲頭厝展演空間」專業的 Live House 提供樂團與音樂人穩定的表演舞台。國立中正大學現任熱門音樂社指導老師戴先生也說：「當時嘉義的『覺醒音樂祭』規模幾乎可與高雄的『大港開唱』比肩。」傲頭厝在設備、音場與企劃水準上，也不遜色於高雄的 Live Warehouse，是許多獨立樂團夢想登台的地方。

然而，隨著經營資金不足與地方藝文支援有限，「覺醒音樂祭」停辦、傲頭厝結束營運，嘉義的音樂生態一度停滯，許多在地音樂人失去了表演與聚集的平台。

儘管如此，當年參與音樂祭、登台演出的樂手以及現場的學生與觀眾，將累積的經驗、現場技術與組織能力內化為自身養分，繼續在各自領域努力，為嘉義留下了珍貴的文化記憶。這段歷史提醒人們，即便場館消失，曾經的音樂文化仍深植於城市的社群與人才中。

「覺醒音樂祭」孕育出無數人才，少部分青年族群仍留在嘉義持續推動音樂文化發展。【記者李紹齊／擷取自覺醒音樂祭Facebook粉絲專頁】

嘉義地區特殊的推廣模式

回顧嘉義地區音樂社團的發展脈絡，當年透過學校社團接觸「覺醒音樂祭」與「傲頭厝活動」的學生，已逐漸成為嘉義音樂生態復甦的重要推手。許多學生將在活動中累積的經驗帶回校園，持續推廣音樂文化。從高中職到大學，各校社團透過音樂課程、樂團教學與成果發表會，鼓勵更多年輕人參與現場表演，培養在地的樂團能量。雖然資源有限，但這些行動成為嘉義音樂文化延續的重要節點，讓「沒有場館也能演出」成為地方音樂人堅持的信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國立中正大學熱門音樂社發起的「寧靜音樂節」。起初僅是校內小型成果發表會，但在一屆又一屆學生的努力下，逐漸擴大成嘉義各大專院校音樂社團的年度盛事。「寧靜音樂節」不僅提供學生展現成果的平台，也促成不同學校、不同風格樂團的連結，並讓曾經參與「覺醒音樂祭」的一代與新世代學生間產生精神傳承。

然而，籌辦過程並不容易。疫情曾迫使活動暫停，經費更是最大挑戰，嘉義在藝文資源上的配置有限。國立中正大學熱門音樂社社長馬宇泰說：「社團運作的資金以自籌為主，大型活動的資金則是有學校的大型經費補助，其他則是有商演合作等等的機會增加一些收入，最主要還是以自籌與學校補助為主。」

為了讓活動能順利舉辦，學生們除了要負責演出內容外，還得親自擔任企劃、公關、行政與場務等角色，向在地商家尋求贊助，從設計宣傳海報、架設舞台、到借用器材，每個環節都必須靠人脈、熱情與臨場應變能力堆疊而成，許多參與籌備的學生回憶，雖然過程艱辛，但也因為這樣的經驗，讓他們真正理解「辦一場音樂節」不只是關於音樂，更是一場社群與信念的實踐，馬宇泰說：「畢竟嘉義是一個小城市，人口基數較少的狀況下就難以將音樂文化推動到一定的規模，在於接觸音樂展演的機會也大大少於其他城市。但我認為這某種程度也算潛力吧，大家關係都很緊密，我覺得在交流上也很方便，一小群人一起摸索音樂，有一種一群人做好一件事的感覺，還滿溫暖的。」

這樣的精神讓「寧靜音樂節」逐漸在嘉義地區累積出名氣，吸引越來越多校內外樂團報名參加。雖然規模仍不及商業型音樂祭，更遑論比肩當年「覺醒音樂祭」，但它代表的是一種地方青年自發性的文化再生力量，在缺乏場館、經費與制度性支援的條件下，仍願意為音樂與夢想點燃火光。

「寧靜音樂節」在三年內資金擴大約一倍，表演品質和舞台品質也得到大幅提升。【記者　李紹齊／攝影】

微觀成果發表會看出本質差異

在全台，高中與大學的音樂性社團在舉辦學生成果發表會時，多以小規模、室內型態為主。通常租借學校禮堂或社辦空間作為演出場地。演出形式偏向例行性「成果驗收」，重點在「完成一次表演」而非推廣樂團文化或深化地方音樂生態。換言之，這些活動在本質上仍屬於形式性展演，對地方文化的影響有限。

以高雄市私立天主教道明中學熱音社的成果發表會「盜夢者」為例，歷史悠久、舉辦次數多，但在規模與影響力上，仍明顯小於「寧靜音樂節」。從參與團隊人數、舞台規格到燈光音響的專業程度，以及企劃與宣傳執行面，都存在差距。國立台南大學舉辦的「臥草祭」也是類似案例，雖規模不小、活動內容也相當完整，但因缺乏後續傳承機制，只舉辦一屆便無以為繼。國立台南大學前「臥草祭」籌辦人員張登喆說：「當初籌辦這個活動也只是因為大家想要在畢業前有個像樣的舞台表演而已，後來也因為各總副召對活動未來的想法不一，導致後續也不了了之。」相關例子可以看出嘉義推動音樂文化得以延續的原因，在於足夠的凝聚力與對樂團文化的深刻認知，學生社團可以做到這些鑑別度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