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肚當休息站 戴伯芬周朝南挖掘女礦工血淚

【記者路語嘉、李昱瑾/新北市瑞芳區報導】戰後台灣經濟起飛，煤炭是關鍵能源，由無數礦工的血汗換來。女礦工肩扛煤籃、抹去臉上的煤灰，在礦坑與家庭中奉獻出自己的一生，協助男性們完成礦坑中工作。更有許多女性挺著大肚子下坑勞動，甚至就在礦坑深處產下新生命；出坑後，她們還得轉身挑起照顧家庭的重擔。這些女性默默無名，卻撐起了礦場的半邊天。戴伯芬教授推動「礦工的命也是命」運動，讓社會看見礦工在當時。透過走讀、音樂會與社會倡議，讓這群被遺忘的礦工獲得遲來的尊重與正義。

戴伯芬教授畢業於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早期研究多聚焦於都市比較和本土弱勢群體（如原住民、移工、流動攤販），但她與礦業的連結卻深埋於家族歷史：她的外婆曾在海山煤礦工作，而她的外公更在她母親12歲時因礦災過世。家中經濟支柱過世後，外婆必須扛起照顧家庭的責任與經濟來源。在一次由文藝復興基金會推動文藝發展的非營利組織——「在場」徵求非虛構寫作的寫手，要求發掘特殊議題時，發現外婆的故事很值得書寫。這些被家族塵封的記憶，成為她後來從客觀研究者轉向社會行動者的起點，也促使她在2024年寫下《末代女礦工：海山煤礦，與一位社會學者對礦工阿嬤的生命考掘》

周朝南現年82歲，是一位礦工。從14歲開始，約40年都在礦坑中度過。周朝南年輕時成績優秀，考上了基隆一中。然而，在他讀到二年級時，由於身為礦工的父親受傷，家中經濟中斷，身為長子的他不得已在14歲時輟學，開始了礦工生涯。周朝南感念煤炭在臺灣經濟中的重要性，並深知煤炭是用礦工的生命與鮮血換來的。然而，他觀察到煤炭的輝煌歷史和礦工的心聲在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未曾留下紀錄，無論是課本、雜誌、電影或電視上都看不到。退休後，他意識到這段歷史的重要性，並決心投身於礦工文史館的創建，以搶救這段將被遺忘的臺灣血淚記憶。

這兩位人物自2023年起就一起參加「新北煤礦文化沙龍」相識，兩人也並肩作戰，成為為礦工爭取權益革命夥伴，一位從學術與後代角度挖掘歷史，從基層勞動者視角堅守記憶，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守護礦工，成為不同時代下，共同構成了當前臺灣礦工權益與歷史倡議的核心力量。

女礦工寫書的緣由與文史館的誕生——生命韌性的捕捉

戴伯芬教授開始寫《末代女礦工：海山煤礦，與一位社會學者對礦工阿嬤的生命考掘》這本書時，原本受到社會學的訓練影響，利用旁觀者角度，來製作外婆的生命年表，詢問工時、薪水、性別分工等勞動議題。她起初甚至以為外婆只做坑外的雜工，後來才驚訝地發現外婆在日治時期就曾進入坑內工作。

然而，這種客觀視角在描述外公於1958年媽祖坑礦災過世後的半年內，外婆所面臨的一系列悲慘事件時，被徹底打破。外婆不僅要獨自扶養四個孩子，外公過世時肚子裡還有五個月大的孩子，失去外公這個經濟來源後，外婆除了需要承擔家中所有經濟，還需要洗衣做飯照顧孩子與丈夫的母親，婆婆。在當時傳統觀念中，婆婆認為媳婦這樣是剋夫，讓她承受生理的勞累，還受到心理上的折磨。

最讓戴伯芬震驚的是，外婆在沒有任何人協助下，必須 「獨自將孩子生下來並剪斷臍帶」。隨後，外婆因過度的經濟與精神壓力，加上婆婆的怨對，氣喘病發作，被醫院推到太平間門外的走廊 「等死」，當時只有她四歲的女兒在旁陪伴。

戴伯芬在寫到此處時，無法再保持冷靜，感受到，這是我的外婆，不是我的個案，也不是受訪者，而是我的家人。因此寫下：「我覺得死神應該有來過，只是看這個女人太可憐，沒有把她帶走」。她不再遵循社會學的旁觀者視角，而是進入阿嬤的生命故事，透過家人的互動來理解那個年代婦女的困境。

退休老礦工周朝南同樣致力於保存礦業歷史並爭取礦工權益。周朝南與其餘十名礦工們拿出每個月3500元的退休年金合力創建的文史館作為另一種保存記憶的載體，則收集了多達四、五萬件的文史資料與文物，其中包含女礦工的照片、合格證與工作紀錄。周先生呼籲，社會上尤其是女孩子的年輕人，要幫幫這些礦工前輩們，將這段歷史傳遞出去，紀念這些為國家、為家人付出的偉大女性。

生育與勞動的雙重極限——女礦工的性別困境

女礦工在礦業體制中承受著制度性的經濟剝削和家庭責任的雙重負擔。在1964年女性被禁止進入坑內工作之前，她們在坑內的工作內容 「幾乎與男性一樣」，包括推車、挖煤，甚至也有女性從事爆破工作。然而，她們的薪資卻極度不平等，只有男礦工的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戴伯芬指出，這種薪資差距並非完全因男性挖得多，而是計價時的 「單位價格」 本身就對女性較低。

儘管如此，周朝南觀察到，女礦工比男性更為任勞任怨，只要能賺到錢，再辛苦也要做到。她們每天必須比所有人都更早起，可能三、四點就要起來做便當，讓男工六點下坑有早餐、中午能帶便當。下班回家後，她們立即面臨「雙重負擔」：所有家務事都是女人的事。家事包括煮飯、照顧小孩、種菜養豬，其中最痛苦的是在冬天必須到溪邊用冰冷的溪水洗全家的髒衣服，手會洗到脫皮受傷。周朝南說，當時十七、八歲的女礦工，除了忙不完的家事，「最重要要負責生孩子」。這種極端的勞動與生育壓力，迫使她們將身體機能發揮到極限。

今年81歲的女礦工吳寶銀也分享女礦工廖呂妍的故事，她為了不失去當日薪資，忍著臨盆的劇痛，只能先完成工作，挖出一車煤礦後才在礦坑廁所生產。在沒有工具的環境下，她將自己的衣服撕破捲成繩子，並親自用嘴巴把臍帶咬斷。而單薄的衣服導致孩子失溫，幸好此時有其他女礦工發現，趕緊拿礦工們不要的舊衣服包裹著孩子，孩子才得以存活。在這樣極端的環境下生下小孩，是如此艱辛的事情。

而周朝南有一次問一名女礦工：「肚子那麼大，石頭那麼重，妳怎麼搬上來的？」她拍拍我的頭，罵我：「傻孩子！肚子大很好用！石頭很大，我就放在肚子上面休息一下」。大肚子是她的休息站。礦車很高，她沒有辦法一直都擠上去、放上去，她就放在肚子裡面休息一下，然後請她肚子裡面的孩子幫忙一下，用肚子頂上去，把石頭頂上去。而這個把大肚子作為休息站的人是周朝南的媽媽。

用腹部頂著石頭來搬運重物對於當時女礦工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女礦工們的生命故事，充分展現了在性別不平等的體制下，她們犧牲自身換取家庭生存的巨大代價。這些令人難以想像的生活存在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但如今保存下來的卻不多，許多人只知道礦工辛苦挖煤，但並不知道男礦工能夠心無旁騖地挖礦都是有女礦工在背後支持著他們。文史館的看板上寫著：「如果說，礦工撐起台灣經濟半片天，女礦工撐著另一半。」這也是周朝南希望現代民眾可以記得這群女礦工默默的付出。

「礦工的命也是命」社會運動以及倡議行動

2024年6月6日「礦工的命也是命」社會運動的發起，始於戴伯芬教授對1984年海山煤礦災變（74人死亡）四十週年政府仍未正視的不滿。她與其他礦業研究者合作，於2024年發起紀念活動，並於6月6日發起網路連署與記者會，聯合了勞政、台權會和社會學學會。他們提出了三項核心訴求，包括：公布礦災調查報告書，希望政府公布礦災發生原因；調查五億善款流向，1984年三大礦災後，民眾捐款總共收到五億多，但發給礦工遺孀和家屬的錢不成比例，希望監察院調查流向；以及及給予老礦工經濟支持與醫療照護，特別是針對「塵肺病」。

三項核心訴求目前也完成了兩項。地礦所公布了三大礦災的調查報告，其中也說明到由於安全插針未完全插入導孔內，因而造成礦車跳動而脫軌後，監察院也完成了對五億善款流向的調查，海山與海一礦災善款在各管委會未參與決策下即由廣慈基金會移交原臺北縣政府代管，致罹難家屬意見被排除、善款管理程序失當。因此新北市社會局在2025年2月，將最後剩下的補償金（每人兩萬多元）發放給了還活著的罹難礦工遺孀，讓遲來的正義得到部分實現。

塵肺病（矽肺症）是礦工一生的夢靨，約 90% 的礦工都有，發病時肺細胞會被石頭跟煤塵卡住，再慢慢呼吸不到的生活中窒息而亡，時間長達好幾十年。周朝南也患有塵肺病，他說：「現在跟你們坐著聊天可以，但只要我爬坡、邊走邊講，我就會喘不過氣。」

2025年9月，戴伯芬於土城天主堂舉辦「礦工回家音樂會」，邀請大眾一同回味過去臺灣礦業的輝煌歲月，歡迎老礦工與關心臺灣礦業的民眾共襄盛舉，以行動支持與關懷老礦工。但她也提到，由於礦工人數不多，加上地點較不方便，許多人無法前往參與，因此未來也會想以分散、小型的方式進行。

周朝南也提到，這個運動是戴伯芬教授在幫礦工請願，現在已有大學生、教授在支持。周先生自己曾組織老礦工上凱達格蘭大道呼籲，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勾起更大的力量，關注這些剩餘的礦工。然而關心礦工議題的同仁越來越少，隨著年齡增大，他們也無法到場。

此外，戴教授還規劃了走讀活動，如「媽祖坑走讀」和串聯三個坑口的「越嶺道」，讓社會大眾能透過地景變化來理解礦業的歷史。

社會成果的顯現與對歷史保存的反思

周朝南創立的文史館，在經營了5年之後，從去年開始由經濟部礦務局接手，代表政府開始對礦業發展和歷史給予關心與重視。此外，礦工故事被拍成的紀錄片《侯硐奇譚》獲得金馬獎入圍，邀請礦工走紅地毯。

戴伯芬強調，推動這些活動的核心價值，是讓年輕世代理解台灣的經濟成就，是礦工用生命換來的，他們的貢獻不應被抹煞。然而，透過書寫，她對「保存」的概念產生了更深層的反思：她意識到外婆一輩子最想做的是 「把全家帶離這個黑暗痛苦的礦場」，許多經歷過礦災的家庭，想要的其實是「遺忘」。這也讓戴伯芬重新思考礦的保存意義。她坦言，我不否定台灣應該保存礦業記憶，但不見得要在每個地方。她認為礦業是人類對自然和人的雙重剝削，雖然應保存生命記憶，但對於像海山煤礦這樣對土地傷害極大的地方，她建議應進行「自然復育」，將被破壞的土地還給自然。

時間的急迫性與原住民礦工的生命記憶保存

儘管社會運動取得部分成果，但對老礦工的實質經濟支持與醫療照護的訴求尚未完全達成。周朝南不斷強調，照顧老礦工的行動有時間急迫性。他表示，目前剩下的礦工年紀最輕的都七八十歲了，再經過十五年以後，「就沒有一個礦工可以讓你照顧了」。周先生因此向政府發出最後的請求，希望政府能幫忙這些人數很少且逐年在下降的老礦工，提供他們就醫機會和更多的老人補助，因人數稀少，不會造成政府負擔。

在這場與時間賽跑的行動中，輔大社會系教授戴伯芬提醒，還有一群更少被記錄的身影——女礦工與原住民礦工，需要被關注與保存記憶。她將未來的研究與倡議焦點鎖定在這個最弱勢的群體，指出許多原住民礦工在礦坑關閉時年紀尚輕，反而因此沒有領到塵肺病補償或勞保退休金，權益被雙重邊緣化。

女礦工面臨的健康問題與家庭負擔尤其沉重。周朝南說，女礦工在礦場工作量大、薪資卻僅為男性的六成。即使在 1964 年被禁止下坑後，她們在坑外洗煤、運煤的高密度勞動，同樣讓許多女性飽受塵肺病折磨。戴伯芬提到，許多礦工離世時，肺部 X 光片便塞滿了礦塵。這種「塵肺症是礦工一生的夢靨」的痛苦，並沒有因為性別差異而減輕。

此外，女礦工在家庭中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周朝南指出，她們在礦場工作結束後，仍需包攬所有家務，如洗衣、煮飯、照顧小孩等，是撐起家庭的「半邊天」。戴伯芬的外婆更是在礦災喪夫後，必須獨自面對經濟壓力、親人責難，甚至在簡陋的工寮中獨自生產，展現出她們在災難後難以想像的生命韌性。對這群用血汗支持臺灣經濟的女性勞動者而言，保存她們的生命故事，便是完成遲來的歷史記錄與性別正義。

採訪側記

這次採訪聽到了戴伯芬教授和周朝南大哥分享的故事，他們訴說有關女礦工的生命故事讓我們非常震驚。在當時艱困的環境下生孩子，身為女性的我們感到非常震撼。而這樣的故事在當時是常態，許多女礦工都是拼了命在為家庭、為礦場奉獻，因此需要更多人書寫下她們的故事，紀念這群偉大的女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