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崩壞進行式一部曲：缺藥是藥價政策的必然結果

當政府一再宣稱「缺藥已妥善因應」，卻避談藥物為何會消失，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偏離公共衛生的核心。事實上，台灣的缺藥危機，並不是突然發生，而是長期藥價政策壓縮下的必然結果。

在健保制度中，藥品被視為可以「擠壓成本」的一環。藥價一再調降，卻極少同步考慮原料上漲、製造成本、法規要求與國際市場競爭。當利潤被壓縮到接近或低於成本，藥品對原廠而言，不再是醫療使命，而是一筆無法解釋給股東聽的帳。

在這樣的前提下，台灣這個市場規模有限、法規要求不低、價格又偏低的國家，自然成為國際藥廠「最先被放棄」的對象。藥品停產、退出市場、減量供應，並非惡意，而是理性的商業決策。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主管機關明知這個現實，卻仍選擇忽視。

官方常以「已有學名藥可替代」作為安撫社會的說法，彷彿只要成分相同，臨床效果就必然等價。然而，任何真正站在第一線看診的醫師都清楚，藥品並非只有化學式。製程差異、賦形劑、穩定度、生體可用率，甚至不同批次的一致性，都是臨床經驗中反覆被驗證的重要因素。

在許多疾病治療中，原廠藥之所以被信任，並不是因為迷信品牌，而是長時間累積下來的穩定反應與可預期性。當這些藥物消失，醫師被迫改用學名藥時，並非不能治療，而是必須重新承擔一段「試錯期」。對個別病人而言，這段試錯，可能意味著控制不良、副作用增加，甚至錯失最佳治療時機。

這樣的風險，從來沒有被如實說明給社會。更諷刺的是，一旦療效不如預期，外界質疑的對象往往不是制度，而是開藥的醫師。醫師被要求為「結果」負責，卻無法選擇「工具」。缺藥所造成的治療落差，最終被轉化為醫療品質爭議，甚至醫療糾紛，這並不是偶然，而是結構性的責任轉移。

長此以往，缺藥不只是藥櫃空空，而是逐步侵蝕醫療體系的信任基礎。醫師在不穩定的藥物環境中，勢必趨於保守；高風險、需高度藥物穩定性的治療，將被系統性地避免。這不會反映在短期統計數字上，卻會慢慢改變醫療的本質，從「追求最佳結果」退化為「避免最壞結果」。

醫療不是只靠專業撐起來的。當政府選擇用價格壓縮來換取表面的財務平衡，卻忽略藥物供應的可持續性，最終付出的代價，不會只反映在帳面，而是反映在每一次被迫妥協的治療選擇上。

缺藥不是意外，而是早已寫在錯誤政策裡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