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灣的愛與淚,在花東撐出愛滋藥癮友善空間(上)|露德知音精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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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海灣的愛與淚,在花東撐出愛滋藥癮友善空間(上)

與談人:孟子揚(阿勒)/同寮協會理事長a.k.a洄瀾減害復元中心社工

    鄔布斯/花蓮在地愛滋感染者鄔布斯

整理記錄:潘志豪/露德協會工讀生

4年前露德辦公室延展至東部,取名為「雲上天堂」,而在今年3月也在花蓮開啟了「洄瀾減害復元中心」,除了讓感染者及藥癮者更便利的取得服務之外,也協助連結當地的公衛等相關資源,為社群朋友建造當地的資源網絡。

花東是個療傷之處,療癒他人也療癒自己

「花東的地理環境地廣人稀,不管是助人者或是服務對象,大多時間都在面對山和水、少與人接觸,反而多了許多時間與自己對話,所以很多人因為要療傷就跑來台東或花蓮。」三、四年前回鄉創立同寮協會,且目前任職於露德減害復元中心社工阿勒分享在花蓮工作時的觀察,不管是從外地移居而來,或是當地居民都需要療傷。而在療傷的過程中,也會看其他人的傷痕,並逐漸長出力量拉別人一把。

聊到為什麼創立同寮,阿勒分享當初在空閒時,覺得可以在故鄉發展性別運動,例如舉辦同志遊行、性別講座,或是創立友善的性別空間,讓社群朋友能自在聊聊。很巧的是,那年也有一群夥伴想要做第一屆的台東遊行,所以就共同創立了同寮協會,在當地開展服務。

「同寮,同是希望大家能在工作之餘,聚一起放鬆休息。」

台東有許多原住民,產業多是是農務和觀光,同寮的同是同志的同,也意涵大家同在一起的意思,而寮則是指工寮,讓人感覺工作之餘,可以在此處放鬆休息、聊天喝酒、彼此療育的舒服空間,很契合在台東所感受到的氛圍。

阿勒提到,同寮的經營較為扁平,雖然是由核心成員主要負責相關運作,但其實每個成員都有發言及決定的權利,且團隊中各司其職,一起用最舒服的方式做性別運動。

同寮一直都在摸索花東同志朋友們的需求,例如,他們真的需要遊行嗎?若是貿然舉辦遊行會不會造成他們困擾?

8年之後再次回到家鄉,自我認同與原生家庭的摩擦?

而在阿勒自己身上其實有兩種認同的產生,第一個是性別認同,身為一個男同志是從小就知道的事情,而另一個認同則是族群的認同,雖然從小在台東長大,但因為和部落並不熟悉,對自己的文化不是那麼了解,直到在外縣市遇見那些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當自己不符合這些刻板印象時,就被說是假原住民,這件事在阿勒心中種下了一個小小的種子,對自己的認同也出現了一種衝突,當別人問他是不是原住民時,他甚至會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在台東其實有一群人是原住民同志,而自己就像是搭了一座橋樑在原住民與性別運動之間,在搭橋樑的過程也開始意識到自己也是一個原住民同志,很多原住民同志在面對認同的時候常會有困境是,不敢在部落裡做自己,因為他們希望被部落的人認同,如果在部落被排擠,就等於失去了根,失去了他的支持網絡。一方面阿勒在幫部落原住民同志建立性別認同,而他們也幫助他建立自己的族群認同,讓阿勒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即便我不是在大家眼中所想像的會唱歌跳舞的,但我還是魯凱族,我依舊是我自己。」

在花東對於性別、愛滋、藥癮議題和都市所會遇到的困境是否有許多差別?

相似的部分其實是「他們都是弱勢群體」,不管是愛滋身分或是藥癮身分,在一般大眾社會不了解的情況下一直都是被打壓的;而在花東地區,因為地形狹長,能不能在自己的部落族群裡做自己便是困難之一。再來則是看醫生這件事,因為愛滋指定醫院都在市區,對於住在比較遠的朋友來說,交通時間就會被拉的很長,通常看完醫生一天也就沒了,因此看醫生對於經濟弱勢的朋友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而同寮主要的服務是多元性別,要如何去結合露德協會的工作,關於藥癮和愛滋的這些部分,也都還在探索可行的方法。

當更多人加入了這個行列,微小的日常開始堆積起更不同的生活。

阿勒期望「對的事情可以持續做,希望可以接住每個在花東地區的同志朋友。」當時2018公投無形中傷害到了非常多的同志朋友,在台東有8、9成的人投了反對票,也就意味著走在路上的10個人當中就有8個人討厭他的身分,這樣的困境對於沒有支持系統的人來說,會不會讓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價值或是失去了意義?阿勒會持續做這些事不只是因為他是台東人,看到自己身處的這個環境如此不友善,讓他決定要繼續做「他認為是對的事情」。

 

在花蓮的小露辦公室裏有一個可愛的身影,幫忙整理環境,親切又細心的協助各種活動,他叫鄔布斯,來自花蓮在地的朋友。

在洄瀾中心有和自己產生共鳴的經驗嗎?

鄔布斯提到自己身為愛滋感染者,也曾受到露德許多的幫助,所以希望自己也能回饋給露德。在接觸露德之前他都是去大醫院做治療,雖然治療時常會和醫生聊天,但還是感受到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感,也不太敢直接和醫生表露太多自己的狀況,直到露德在花蓮成立辦公室後,這些問題才得以緩解。

來自家人的溫暖,度過了過去那些深不見底的黑暗。

在國中畢業後去台北的專科讀應用英語科時,班上大部分都是北部的學生,只有鄔布斯一個人是花東來的,也是唯一的原住民學生,剛開始有同學會用嘲笑的口吻問他是不是靠原住民加分才能讀這間學校,當下的他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是保護自己,而其他同學也跟著對我言語霸凌,久而久之自己也悶出病來了,當時因為他年紀還小,所以沒有去尋求相關的醫療協助,直到最後把自己關在房間不去上學了。

當時教官和老師通知了媽媽他的狀況,媽媽就趕緊買了一張車票就上來台北看他,那時不管是誰聯絡鄔布斯,他都不願意接電話或回覆,讓自己與世隔絕。當時因為已經走投無路,媽媽也帶著鄔布斯去了隔壁鎮的廟宇找師傅幫忙作法;師傅說有髒東西在鄔布斯身上,在師傅作完法後,他覺得全身舒暢了很多,他也想起了師母以及媽媽對他說過的話:「你不要對得到憂鬱症的自己感到自卑,而要慶幸得到重度憂鬱症後的全新的自己。」

面對許多台灣人目前還無法完全的接受疾病隱私這件事,在社群中是否有相處的壓力存在?

鄔布斯提到自己在國小、國中階段都屬於比較陰柔的氣質,國中時比較常遇到當時的同儕對他做一些騷擾的動作,而到了基測結束考上專科後,他發現自己格格不入,話也變得很少,也因為這樣被同學當成怪咖,

而現在自己並不擔心同事或主管知道同志的身分,畢竟台灣目前已是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志婚姻的國家,所以他不認為這件事會造成困擾,對於承認自己的身份這件事也變得能夠很自然地去表達。

經歷時間的沖刷,和當初剛得知自己感染時的心態轉變。

鄔布斯曾耳聞身旁有朋友太晚發現自己感染HIV,最終引發多重器官衰竭而替他感到很可惜,這個契機也讓他下定決心必須要好好治療自己的疾病,漸漸拋開自卑的情緒。剛開始在治療時,對藥物產生了過敏反應,看到自己的身體狀況都覺得非常噁心,同時也厭惡自己為什麼會搞成這樣;還好過了過渡期後,副作用漸漸消失,皮膚也慢慢復原,對服藥的態度開始試著把治療用的藥物當作保健食品服用。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漸漸的鄔布斯的病毒量也已經測不到,CD4也維持在比正常的數值再更好一點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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