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鎮壓離台灣多遠？從政治、信仰迫害到長臂管轄
（AI生成示意圖）
公民記者瀟灑哥/台灣報導
在台灣參加藝文活動、實踐信仰，或在網路表達政治意見，是否可能遭到境外政府或其支持者施壓？近年發生的政治人物遭疑似跟監、中國公安對台灣人士立案，以及藝文、人權活動收到恐嚇訊息等事件，讓「跨境鎮壓」逐漸成為台灣的人權與國家安全議題。
所謂跨境鎮壓，是指一國政府把監控、威脅、騷擾、法律追訴或暴力等手段延伸至境外，試圖使身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噤聲。這類行動有時由政府部門直接執行，有時則被指透過代理人、網路帳號或在地組織進行。個別案件是否構成跨境鎮壓，仍需檢視行為證據，以及是否存在境外政府指示、資助或其他可歸責關係。
政治人物與公共發言者面臨境外壓力
2024年，副總統蕭美琴訪問捷克期間，被報導遭中國外交系統人員疑似跟車監控。這起發生在第三國領土的事件，引起捷克與台灣方面對政治人物海外安全的關注。不過，關於跟車人員的具體行為、目的及責任，仍應以捷克主管機關公布的調查資訊為準。
2025年，中國公安以涉嫌「分裂國家犯罪」為由，宣布對立法委員沈伯洋立案調查。網路創作者八炯與閩南狼也遭中國公安公開懸賞徵集線索。中國官方將相關行動定性為打擊「台獨」與維護國家統一；台灣政府及人權倡議者則認為，這是以刑事追訴與懸賞方式威嚇台灣公民，具有法律戰與跨境鎮壓效果。
兩岸對主權與管轄權的立場存在根本差異。相關中國法律無法在台灣直接執行，但可能影響當事人前往中國、香港、澳門，或其他與中國具有司法合作關係地區時的風險評估。
藝文、信仰與人權活動收到威脅
反跨境鎮壓連署平台提供的資料指出，揭露中國強摘器官指控的紀錄片《國有器官》，在台灣及其他國家放映期間，主辦方與場館曾收到炸彈等暴力威脅。神韻藝術團在台灣及海外演出期間，也曾收到匿名恐嚇訊息。
神韻藝術團以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為演出主題，部分節目呈現法輪功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情節。中國政府則長期否認涉及強摘器官的相關指控，並將法輪功列為非法組織。雙方對事實及性質的說法高度對立。
本報導依據相關單位提供案件及調查證據所主筆，相關案件的來源、金流、IP位置及組織關係，仍需由執法機關調查。然而，威脅訊息本身已可能增加維安成本，使主辦單位、場館與觀眾承受壓力，影響藝文及信仰活動的正常進行。
在台港人與法輪功學員曾遭實體騷擾
在台灣，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曾在台北遭人潑漆；協助在台港人的「保護傘」餐廳也曾遭人潑灑穢物並造成人員受傷。相關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外界關注犯案者、出資者與境外人士之間是否存在委託關係。報導個案時，仍應以判決書確認的事實為準，避免把尚未獲司法認定的推測寫成結論。
台北101周邊過去也曾發生愛國同心會成員與法輪功學員衝突及攻擊案件，部分案件已有司法判決。這些事件顯示，境外政治與宗教爭議可能透過在地團體，轉化為台灣境內的騷擾或暴力。不過，不同案件的參與者、資金與指揮關係並不相同。
中國法律的域外適用引起疑慮
中國於2024年發布懲治「台獨」相關意見，外界稱為「懲獨22條」。新版《治安管理處罰法》與《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亦在2026年陸續施行。中國官方表示，相關規範旨在維護國家安全、民族團結與統一；台灣陸委會及部分人權團體則認為，部分用語定義寬泛，且涉及對境外言論與活動追責，可能對台灣民眾產生威嚇效果。
即使相關規範在台灣沒有直接管轄效力，民眾前往中國、香港或澳門旅遊、探親及經商時，仍可能面臨盤查、留置或限制出境等風險。陸委會目前對赴陸港澳維持橙色旅遊警示，建議避免非必要旅行。
是否需要專法？支持與疑慮都應被討論
台灣目前可透過《國家安全法》《反滲透法》及刑法，分別處理間諜、受境外勢力指示介入特定政治活動，以及恐嚇、傷害等行為。然而，一宗案件若同時涉及境外指揮、代理人網絡、網路騷擾、跟監及實體暴力，可能分散由不同機關與法律處理，受害者也不一定知道應向何處通報。
反跨境鎮壓連署平台主張制定專法，建立單一通報窗口、被害人保護、跨機關調查及在台協力者究責機制。這項倡議的支持者認為，現行法律不足以呈現由國家支持的跨境壓迫性質，也缺乏完整的被害人支持制度。
另一方面，若要制定新法，刑事構成要件、境外政府歸責標準、證據門檻及主管機關權限，都必須清楚界定。若概念過度寬泛，可能把一般兩岸交流、政治言論或合法組織活動納入調查，反而侵害言論、結社及隱私權。因此，反制跨境鎮壓與保障基本權利，必須同時接受民主法治的檢驗。
跨境鎮壓的影響，不只是一封威脅信、一次跟監或一項境外法律措施。當政治人物、記者、信仰團體、藝術工作者與一般民眾因擔心報復而選擇沉默，境外勢力就可能在沒有正式管轄權的地方，取得實質影響力。
面對這類風險，社會需要的不只是政治口號，也包括可驗證的證據、清楚的通報制度、適當的被害人保護及公開的法律討論。對所有未經法院認定的指控，媒體也應持續查證、標明消息來源，並保留當事人與被指控方回應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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