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遇見「他們」文化符碼的感知與解讀歷程

過去數十年，台灣社會對東南亞族群的集體印象，大多由單一鏡頭所定格：在工廠、工地與家庭中，默默付出的移工身影。他們是撐起經濟的無名英雄，然而，封閉的工作環境、語言隔閡與有限的社會互動，卻也讓文化差異在長期缺乏理解下，容易被簡化為「吵雜」、「衛生習慣不同」等負面標籤，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隱形高牆。

如今，這道高牆正迎來被改寫的契機。隨著「新南向政策」的推進與教育國際化的浪潮，一股來自東南亞的年輕力量正改變台灣校園的風景。根據教育部統計，「越南」已連續多年成為台灣最大的外籍生來源國。他們不再是短暫的過客，而是帶著夢想與文化底蘊，與本地生在同一間教室學習、在同一個社團流汗的「同學」。

當「留學生」取代「移工」，成為新一代台灣青年認識東南亞的首要窗口，會碰撞出什麼樣的火花？是重蹈覆轍的偏見，還是打破刻板印象的契機？在靜宜大學的校園裡，我們找到了三個關鍵的聲音：曾經對東南亞存有刻板印象的台灣學生蘇柏宸、積極適應並渴望被理解的越南留學生伊娜，以及推動跨文化對話的國際處教師阮氏玄莊。他們的故事，共同拼湊出一幅從誤解走向共融的校園縮影。

跨越隱形高牆

「我曾以為越南人很封閉……直到認識他們，才發現是自己的視野被封閉了。」說話的是蘇柏宸，一位從靜宜大學轉學至國立高雄大學的法律系學生。他的求學路徑，不僅是學校的轉換，更是一場從偏見到理解的內在思辨之旅。

和許多台灣青年一樣，蘇柏宸早期的認知深受環境影響。他回憶：「住家附近有移工宿舍，經過都會聞到濃濃的洗衣精味，長輩也常說『外勞愛噴香水是為了掩蓋狐臭』。」這些來自生活與家庭的片段，逐漸在他心中堆疊出對東南亞族群的負面標籤，甚至一度將同學的積極上進，與其越南母親的血統做出錯誤連結。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館學生常來開會，也是一個很多外籍跟本地學生來交流的地方。（牡莉芝/攝）

高中公民課的田野採訪，是第一個轉捩點。他與組員走進一間越南餐廳，老闆談起思鄉之情時平淡表示：「想是會想，但現在習慣了，台灣同鄉也挺多的。」這句話撼動了蘇柏宸原本預設的悲情敘事。「我開始覺得，之前的印象或許只是部分偏見。」他坦言，真實的聲音比任何說教都更有力。
然而，舊觀念的瓦解並非一夕之間。進入大學後，越南同學「講話大聲」的現象，再度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但這次，他沒有停留在內心批判，而是選擇直接對話。一位越南同學向他解釋：「在越南，關係好講話的音量就要大點，是一種親近的表現。」
這個文化腳本的提供，成為他理解過程的關鍵。「我忽然懂了，這就像台灣人去日本也被覺得吵一樣，純粹是文化差異，不是誰對誰錯。」蘇柏宸運用了法律生擅長的「脈絡化」思考，將單一行為放回其文化背景中解讀，原本的負面標籤便自然鬆動。

透過更多接觸，他發現了更細膩的社會圖像。「在台灣久一點的越南人其實會自己注意音量，」他觀察到，這可能與「同溫層」效應有關，「當同鄉人數多，缺乏與本地人深入交流時，調整的動機可能就沒那麼強。」

即便對越南族群改觀，蘇柏宸並未走向全然的美化。對於近年越南籍犯罪率上升的數據，他理性地以「樹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白癡」來看待，認為這應回歸個人行為與法律層面討論，而非上升至族群評價。

從受媒體與家庭觀點影響，到透過自身校園經驗獨立判斷，蘇柏宸的轉變，是一位未來法律人學習「看見脈絡而非僅有對錯」的修練。他的故事證明，打破刻板印象最有效的方式，並非逃避差異，而是帶著好奇走近，讓真實的對話，成為最好的理解。

在喧囂與靜默之間尋找文化溝通的第三條路

「在越南，關係好講話的音量就要大點；在台灣，含蓄安靜才是優雅。」說這句話的，是正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就讀碩士一年級的伊娜。她在靜宜大學完成學士學程，四年的台灣求學經歷，讓她從一個初來乍到的越南留學生，逐漸成為遊走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細膩觀察者。伊娜不避諱談論台灣社會對東南亞族群的刻板印象。「多數臺灣人對越南、印尼或菲律賓的人，仍存在某些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多為勞動階層，生活隨便、吵鬧、缺乏規矩。」她平靜地說出敏銳的觀察，但隨即話鋒一轉，為這些現象提供文化脈絡的解讀：「那些被貼上負面標籤的人，大多是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工。他們所展現的熱鬧、喧嘩，其實在越南文化中是種親切與互助的表現。」

這種「熱鬧文化」與台灣的「內斂文化」相遇，必然產生碰撞。伊娜以自身的適應過程為例，描述了她如何在這兩種文化模式間找到平衡點。「在越南，我們說話通常比較直接、情感表達也比較明顯；但在臺灣，人們說話溫和、有禮，注重分寸與禮貌。」她坦言，剛開始覺得有點拘束，但後來發現「那份含蓄其實是一種優雅的文化」。她的適應哲學，不是放棄自我，而是學會在不同文化間切換。「我會選擇先觀察、傾聽，並嘗試理解那些不同習慣背後的原因。」伊娜如此分享她的跨文化心法。如今，她已經能自如地在與越南同鄉相處時回歸直接熱情，在台灣的課堂與社交場合中則調整表達方式，「透過語氣、眼神與小動作表達尊重」。伊娜也精準地分析了不同群體在文化適應上的差異。「那些外勞多半生活在自己的社群中，缺少與當地人深入交流的機會，因此難以真正融合。」她冷靜地指出結構性因素，「相對地，留學生因為有更多學習與交流的機會，能理解不同文化並調整自己的行為。」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整棟最受歡迎的地方人物：伊娜 - 本學校學生。（牡莉芝/攝）

這種雙向的理解與調整，正是她在喧囂與靜默之間找到的「第三條路」。她強調：「適應並不是放棄自我，而是學會在不同文化之間找到平衡，既保留自己的特色，也能融入新的社會。」伊娜的經歷，為台灣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啟示：當我們願意超越表面的行為差異，深入理解背後的文化脈絡，就能在喧囂與靜默之間，找到那條通往真正理解的第三條路。

將文化理解深植教育的土壤中

「文化理解不該只是活動，而是教育的一部分。」靜宜大學國際處教師阮氏玄莊如此強調。身為靜宜校友並現任國際處教師的她，以雙重身份見證了校園國際化的進程，對當前校園的多元共融現況提出了深層觀察。阮氏玄莊肯定活動的價值，但直言其局限性：「我們在推動國際教育時，往往會把『文化交流』當作一種附加活動，例如國際美食節、文化表演日。」她分析，「這些都很好，但它們多半是短暫、外顯的形式。學生參加完之後，也許只記得哪個國家的食物好吃、服裝漂亮，卻不一定真正理解那背後的文化價值或社會脈絡。」

她認為關鍵在於將文化理解從「附加活動」轉化為「教育內涵」，並具體指出實踐路徑：「例如在課堂上加入跨文化討論、讓學生分析媒體再現、甚至從歷史或社會角度探討不同文化的形成，這樣的理解會更深入，也更能改變態度。」面對「文化課程會占用專業學習時間」的質疑，她提出創造性解方：「文化理解並不需要獨立成一門課，而是融入現有課程的思維方式。」她舉例說明：「在商學課裡討論跨國消費行為、在教育課探討文化差異的學習風格、在傳播課分析國際媒體的再現。這些都是文化教育，只是換了形式。」

國際處老師 ——阮氏玄莊。（牡莉芝/攝）

從行政層面，她建議建立系統性支持架構：「學校可以建立一個跨文化教育指導原則，讓每個學院都能依照自身特性設計對應的實踐方式。」同時特別強調學生的主體性：「要強化宣傳——不是單向宣導，而是透過學生的參與，例如社群貼文、影像紀錄、學生Podcast，把這些多元互動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

阮氏玄莊最後為活動與教育的關係下了精準註解：「活動是起點，教育是過程，而理解是結果。」她點出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活動之後，我們能不能讓學生願意繼續思考：『我今天看見的，是他們的文化，還是我自己的偏見？』這才是教育該做的事。」這段從教育者角度出發的深刻反思，為打破刻板印象提供了制度性思考方向——唯有將文化理解從一時的活動轉化為持續的教育過程，才能真正在校園中培育出多元共融的土壤。

台灣社會的跨文化新課題

在全球化浪潮與人口結構變遷的雙重影響下，台灣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2023 年底，在台居留的外籍人士已超過 89 萬人，其中東南亞籍佔比持續上升。這一數據背後，反映的是台灣社會不可避免的多元化進程。學術研究顯示，跨文化理解是一個漸進的社會學習過程。從認知心理學角度來看，偏見的消解需要經歷接觸、認識、理解到接納的多個階段。這個過程不僅發生在校園內，更需要擴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未來台灣的社會凝聚力，將取決於我們如何建構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環境。這需要教育體系、媒體傳播、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協同努力，建立制度性的支持架構。從社區營造到職場環境，從文化活動到日常互動，每個環節都是形塑社會共融的關鍵場域。在人口流動已成為常態的今天，跨文化能力不再是附加選項，而是現代公民的必備素養。如何在不否定自身文化認同的前提下，發展出與多元族群共處的社會模式，將是台灣社會必須持續探索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