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撲殺推行近十年 野生動物生存困境加劇
【記者 施佳妤／綜合報導】
農委會在2015年修正《動物保護法》後，實施零撲殺政策近十年，遊蕩犬貓數量的控管變得更加困難，導致野生動物被攻擊的事件頻傳，也造成公共安全及農業損失的問題。在零撲殺政策的美好願景下，如何在動保和野保間取得平衡，仍需要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
零安樂死政策後 遊蕩動物數量攀升
台灣自2015年通過《動物保護法》部分修正案後，全台收容所已全面禁止對動物施行安樂死，如若動物因嚴重疾病或傷勢無法存活等等的情況，方可由獸醫基於專業判斷施行人道安樂死。
零撲殺政策施行後，遊蕩動物的數量逐年增加，根據農業部調查，自2018年推估的14萬6,773隻到2022年15萬9,697隻，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秘書長綦孟柔表示，遊蕩犬數量的上升會造成野生動物棲息地的破壞、資源被掠奪，加劇野生動物保育的困境。除了對生態的衝擊，也導致雞農、鴨農的經濟損失，犬隻追車、追人的事件也危及用路人的安全。
根據民國113年農業部統計各縣市遊蕩犬數量調查，台南市位居第一，其次是嘉義縣、高雄市。【記者 施佳妤/製圖】
因犬致傷的事件頻傳 停止不當餵養為關鍵
隨著遊蕩犬數量增加，野生動物被攻擊的事件也跟著上升。根據農委會全國遊蕩犬隻數量調查推估結果，因犬攻擊致傷的野生動物數量近年來迅速攀升，從2019年的47隻增加到2021年的110隻，整體被攻擊的數量從2019年到2022年總計已達274隻。綦秘書長提到，相較於以前只能依傷口的形態、拾獲人的描述去推估動物受傷的原因，現在技術較成熟，能精確判斷野生動物是否遭受攻擊。
為了有效抑制遊蕩犬數量，許多野生動物保育團體呼籲民眾應停止不當餵養，綦秘書長說：「動物會聚集主要的誘因就是食物，再加上人造的食物已經被改良的很有營養、很好吃，導致動物繁殖的頻率和速度大幅增加。」然而，多數餵養行為都是出於不忍，民眾因同情心而認為餵養有利且無害，卻在無形間讓遊蕩動物的數量更難以控制。
野生動物遭犬攻擊致傷事件頻傳。以高雄壽山為例，山羌十年間因犬攻擊數量驟減九成，面臨區域滅絕的危機。【記者 施佳妤/擷取自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安樂死的目的 是放棄還是善終？
零撲殺政策上路後，去年全國動物收容所執行人道安樂死僅百分之一，許多縣市甚至掛零。由於社會上對安樂死仍存在不少誤解，許多縣市收容所在擔憂遭施壓及抗議情況下，不敢啟動必要的安樂死程序。對於安樂死的被污名化，綦秘書長說：「安樂死最大的目的在於解除動物的痛苦，而不是單純的死亡而已。」
她分享，部分受傷的動物在治癒後，可能因為無法野放，而需要進入長期收容的體系。然而，很多長期收容的野生動物常出現刻板行為<註一>或自殘的跡象，綦秘書長強調：「若我們無法提供動物應有的福利，或是會造成動物往後一輩子的痛苦的話，這時候安樂死就需要納入考慮。」
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長年致力於救治野生動物，希望社會能理解安樂死是救傷人員為生命尊嚴做的艱難抉擇。【記者 施佳妤/擷取自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法律的灰色地帶 野保的困境
野生動物保育的困境中，除了面臨安樂死的爭議，還有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不足。綦秘書長表示，野保法主要著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規範，對一般野生動物的規定相對薄弱。然而，一般野生動物的數量卻遠高於保育類動物，這使得大量的野生動物處於缺乏明確管理與保護的灰色地帶。
此外，《動物保護法》主要保護犬、貓及主管機關公告的其他人為飼養之脊椎動物。若是有民眾撿到一般野生動物並圈養，會被歸類到《動物保護法》處理，但是動保法對野生動物的相關規定較少，並不包含在野外自然生存的野生動物，可見兩部法規在銜接上仍有待改善。
除了規範不足及與法規銜接的問題，綦秘書長也指出，《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條例多有模糊的用詞，以第十條為例，條文雖明文禁止「騷擾、虐待、獵捕或宰殺一般類野生動物等行為」，卻未明確定義何為「騷擾」。她說：「如果我今天撿到一隻松鼠帶回家養，我沒有養好，可能牠本來應該要喝奶，我卻給松鼠吃貓乾糧，這樣算不算騷擾？」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灰色地帶、模糊用詞，以及與《動物保護法》銜接的漏洞，皆凸顯法規仍需修訂與補強。
零撲殺政策上路後，遊蕩犬隻數量逐年攀升，不僅造成農業損失和公共安全隱憂，也使野生動物傷亡事件增加。此外，法規對野生動物規範的不足、加上不當餵養和民眾對安樂死的不了解，使野生動物保育面臨更複雜的挑戰。如何兼顧動物福利與生態平衡，仍有待政府完善相關法律規範，並落實執法。
<註一>刻板行為：動物行為有某些表現，如重複一成不變的動作，這些表現出現頻率高且沒有明顯的功能目標，如：大象搖頭晃腦。刻板行為較常發生在圈養的動物中，主要原因在於未能提供符合其自然習性的飼養環境與照護方式，因而無法滿足動物的生理與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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