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你想太多 性騷擾防治專線陪你討公道

【記者羅亦庭、陳昕妤/台北市中正區報導】「我不想要從這麼差勁的人手上拿到一筆錢，我只希望法律可以懲罰他。」這是曾經撥打性騷擾諮詢專線的女性，在經歷兩年訴訟後，對社工專員林思瑩說的一句話。她曾在辦公室中遭到同事觸碰大腿，申訴與提告的過程中，不僅面對加害人的流言攻擊，更承受來自職場與制度的雙重壓力，幾度在公司與健康服務站的護理師崩潰哭訴。現代婦女基金會透過協助被害人蒐證、法律協助、心理諮商長期陪伴在被害人身旁，成為他們最穩定的支持，讓他們在最孤立無援的時刻仍能走出傷痛、重建生活。

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於1987年，長期致力於推動性別平權、保護性暴力被害人與性騷擾防治。2023年台灣社群平台掀起MeToo運動，揭開職場與生活中潛藏已久的性騷擾問題。為因應民眾暴增的求助需求，台北市社會局委託現代婦女於當年7月31日成立「性騷擾防治專線」，由具備法律與社工背景的專業團隊接線，無論是被害人與行為人都能透過專線諮詢，了解自身處境與應對措施。

「很多人在打這通電話之前，已經猶豫了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接起來的那一刻，我希望她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擔任性騷擾專線社工專員的林思瑩説。過去她在現代婦女協助處理性侵害案件，MeToo運動爆發後，她加入專線團隊。諮詢專線不僅提供被害人法律與心理協助，也重視長期的個案管理與情緒陪伴，讓許多感到孤立無援的性騷擾受害者重新找到出口。

從崩潰到反擊：她為自己，也為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

2023年7月一名遭到職場性騷擾的女性，行為人為被害人同事，某次在辦公室觸碰了被害人大腿，引起被害人的不適，被害人隨後向公司提起申訴，並同步提起刑事告訴，求助者向社工專員林思瑩表示：她並不在意金錢補償，只希望加害人能受到法律制裁。

行為人認為自己並無刻意性騷擾，並且對於申訴尚未有結果就被公司調離原本工作環境感到不滿，於是在職期間發表不利被害人言論讓被害人成為流言蜚語的對象。被害人同時接受公司與地檢署調查，又遭到職場環境輿論壓力影響，導致她背負著極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到公司的健康服務站尋找護理師崩潰哭訴、進行身心輔導。

為了保護自身權利她背負著巨大壓力，卻收到檢察官調查後判定證據不足而發來的「不起訴書」，隨後由現代婦女基金會的律師發現，原辦案檢察官在調查時竟未傳喚曾多次接受被害人傾訴的公司護理師作證，律師遂以調查程序不完整為由，向高等檢察署提出再議申請，同時被害人也積極補充事發現場照片以作為更多的證據，高等檢察署才讓案件回到地檢署，由另一位檢察官重新調查，進入起訴流程。

經過數次開庭與調查，案件從起訴花了一年的時間才進入一審，同時間被害人收到行為人希望進行調解的消息。「她一開始堅持不和解，只希望司法能夠懲罰行為人。」林思瑩說，被害人一開始堅定不調解的態度，但由於司法程序複雜，真正開庭已經距離事發時間過去一年半，面對漫長的訴訟，被害人的身心狀況不佳，2025年4月與律師討論後最終同意進行調解，結束這場長達兩年的抗爭。

「如果不是基金會，我沒辦法走到這邊，讓行為人可以認錯並付出一筆可觀的調解金。」被害人拿到調解金後，選擇將這筆錢捐給基金會，對基金會表示感激並希望幫助更多曾經像她一樣無助的被害人。從性騷擾事發到最終調解成功的兩年內，基金會提供諮詢、協助蒐證以及陪伴被害人開庭，持續提供情緒支持與關懷。「我們告訴她，妳的堅持是有意義的。」林思瑩說。

性騷擾不再只發生在特定空間：數位工具助長跟騷風險

社工督導陳若如分享在基金會接到的性騷擾諮詢中，有些經驗讓社工也感受到「性騷擾的樣貌正不斷變形」。一位女性在搭乘捷運時，發現身邊的男子不斷靠近、身體接觸，她快速下車後，以為已經擺脫對方。沒想到，幾分鐘後，她的交友軟體跳出陌生訊息：「剛剛的互動感覺你蠻喜歡的，要不要再約出來？」她一看對方大頭貼，發現正是剛剛在捷運上的男子。

被害人隨即聯絡性騷擾防治專線，表示自己曾有被騷擾經驗，但這一次讓她產生強烈的恐懼感。社工安撫她的情緒，並引導她保存對話截圖，確認蒐證與進行報案。這類結合實體與數位的騷擾模式，在近年越來越常見，卻往往讓被害人因為「沒有直接觸碰的動作」而懷疑自己是否可以申訴。

這類案件反映的不只是「性騷擾的多樣化」，也反映出加害人對「界線」毫無認知，甚至認為接觸與追蹤是「浪漫」。在數位工具發達的當代，被害人往往無法掌控資訊流動，加害人也能更容易在線上繼續控制或干擾受害者。

這位捷運個案最終選擇不申訴，但專線諮詢給予被害人實際的應對措施與情緒支持，這次經驗也成為被害人日後若再遇類似情況可以冷靜應對的基礎。性騷擾不只在辦公室、學校、密閉空間，它也發生在我們日常行走的捷運月台、公車車廂、甚至通訊軟體裡。

創傷被軟性抹除：當社會輕忽性騷擾的嚴重性

林思瑩指出：「性騷擾的狀況時常發生在沒有預期的狀態下發生，心理上的安全感會被破壞的非常嚴重。」因此性騷擾的受害人容易出現急性的身心反應，例如驚嚇、過度警戒、失眠與強烈焦慮，甚至需要就醫或心理諮商。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常常面對輕視的反應：「只是講一句話」、「只是碰一下而已」，加上不太理解法律上處理門檻，讓他們懷疑自己是否值得被幫助。許多受害者第一時間不是說「我被侵犯了」，而是懷疑「是不是我想太多」——這句話在基金會的專線中無數次出現。

林思瑩分享，有人因上司一句「妳穿這樣我怎麼專心上班」，長期感到不適卻不敢說出口；也有女性被同事摸腿，在提出申訴前一再質疑自己的感受是否成立。這些案例都顯示，性騷擾造成的創傷，常被社會以「只是玩笑」、「他不是故意的」等態度輕描淡寫，讓受害者質疑自己的感受是否正當。

更困難的是即使受害人願意走上申訴與調查程序，往往也必須面對曠日費時的程序與制度的繁瑣。有的案件歷經一年半才進入開庭程序，對同時要工作，又得蒐證與應對法律程序的受害人來說，是極大的消耗與壓力。林思瑩說：「創傷不會完全消失，被害者打完官司回到他的生活，面對自己的工作、家庭、創傷帶來的影響，他學習慢慢地讓自己復原。」

面對被漏接的被害人：呼籲建立整合平台

基金會因人力資源有限，即使承接台北市社會局方案，仍無法將個案管理服務涵蓋所有性騷擾案件。尤其是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歸勞動局處理的職場性騷擾案件。

勞動局雖提供諮詢，但在後續支持上缺乏長期陪伴與個案管理機制，無法提供持續性的心理關懷與實質協助與單獨陪伴，面對被害人的創傷，勞動局通常將被害人轉介給衛生所或醫療機構處理，讓他們自行尋求心理健康服務，最終被害人只能反覆致電基金會尋求法律建議，卻無法獲得持續陪伴與追蹤。

「有受害人說，他們只拿到一張資源表，卻不知道怎麼用。」林思瑩說。像這樣被制度「漏接」的案例一點也不少。尤其是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案件，如果沒有涉及刑事責任，往往就由公司內部自行調查，公司處理完調查後，沒有人負責追蹤，也沒有單位有明確責任確認他們的情緒是否穩定、身心狀況是否需要幫助，最後只能靠自己面對所有後果。

「我們真的希望未來有一個整合的平台，不是只給一張資源清單，而是有人願意陪著他們，一步一步找到方向。」林思瑩説。

基金會期望政府未來能建立一個整合平台，讓各局處流通個案案件資料，不再只是讓被害人自行尋找外部機構的協助，而是可以跨局處跟進個案情況，減少被害人在被調查時重複陳述的過程，也避免讓被害人陷入「被推脫」的困境，給予所有被害人足夠的陪伴與後續追蹤。

採訪側記：

聽林思瑩社工談到性騷擾防治專線，感覺她心中充滿了關懷與無奈。她提到很多受害人不知道該向誰求助，甚至面對被轉介的困境，內心的無助令人心疼，希望未來有一個更有溫度的平台，讓受害者不僅得到法律支持，還能感受到真正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