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更新之概念與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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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佩玲)

編按:台灣由於歷經不同時期,從日治時期、民國初期至現今,讓都市生產出不同的社區風貌,而台北市目前面臨城市轉型,都市的頹廢地也面臨空間品質提升的問 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整理《都市更新下的社會與空間正義》專輯,此專輯除整理台灣都更經歷外,還有國外案例作為對照,顯現出不同角度的思維,此文章為閱讀 後彙整出成一篇書摘。  

前言:都市更新的方式
 
都市更新是全球城市轉移中重要的空間秩序重整工具,在城市中有機的發展下,各區的經濟、產業、文化等生產出許多不同面貌的社區,為了促進與連結不同時代的都市土地有計畫的開發,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對於都市空間的重整有重建、整建、維護的方式:

1重建:指拆除更新區域所有建築物,重新建築。
2整建:指改建或修建更新區域的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
3維護:指加強更新區域內的土地管理和建築管理。

我們因社區紋理和所需不同而選擇適當的方式來解決社區的建物、規劃、議題等。

以萬華為例看台北的都更議題

就如萬華區是台北城最早開發的起始點,60年代以前原是農業為主要經濟結構,更是扮演著進出口的要責,可隨著政策、產業及社會變遷,原商業區域從西區變成現今的東區,加上經歷捷運交通黑暗期,造成西區的新舊社區差異大,也因傳統產業、文化及政策因素,讓現今東、西區商業型態呈現不同的風貌。

在這早期的街廓因生活形式所建立起的建築模式,萬華區的街屋屬於長型,構造上也是以磚構造和木構造為主,且多半為2-3層獨棟住宅,可長型的街屋於現今的生活模式不近相容,一來是現今住宅多半為集合住宅,二來因容積因素建築高度也逐漸增高。到後來發展的步登住宅(五層樓住宅),在當時因機電和通訊設備未普遍化,住宅多半為四到五層樓,靠著空間的設計,解決訪客與住戶的對話,而這樓層數也是普遍大眾可接受的層數,如王大閎的虹盧。,在科技進步下,加上對高度的崇尚,現今的高樓大廈越來越高,台灣有101、杜拜有杜拜塔。各階段模式生產出的建築模式與規劃擁有各自的特色,於城市各角落都有其遺跡,像原本的防火巷及路前的退縮面上,所生產出的違建或城市中的頹廢地,成為犯罪、不安全等不穩定的因子,在新建設的建築與原本佇立的舊社區,開始有多元議題發生,如何重新規劃和在最有益的方式下,讓原生產議題需解決的地方可轉型成對社區可成長的規劃與參與,這是對我們的一大考驗!

城市與市民願景

在日治時期30年代時,殖民政府早已幫台北建構出一個現代化城市的藍圖,但因民國初期經濟、政治動盪不安,未徹底執行這項計畫,使之與現今產生極大的歷史落差。

由於住民意識覺醒與住宅運動的開啟,台北的居民開始期待一個具有良好的公共品質與建築空間的城市,但許多建設與規劃並非一成不變地劃在藍圖上,因不同的時空背景往往產出不同的城市故事,與現今的市民願景已不再相同,期望在交通上,成一個便利的網絡;期望在公共空間上,有許多綠地、設施等;期望在住宅上,是環境舒適、價格親民等,居民有著許多的期待。台北正在追求一個生態永續之城,對此,公部門擬出了許多策略,希望透過策略,讓城市環境品質提升,塑造人所宜居的地方,可是要克服歷史累積下的空間風貌,無論是硬體或軟體的介入,都似乎是一場硬戰。
    
違建VS城市公園

都市充斥著現代化的建設和不自然的水泥材質,綠地在都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居民渴望在現代化都市中接近自然,就如柯比意建築元素中的空中花園,便是一種人們渴望接近自然所形塑成的空間。

台灣於早期農業時代,總有一片片綠油油的田地,自然總充滿於生活中,然而當台灣從農業轉變為工商產業時,週遭農地逐漸被高樓水泥代替,人們不再輕易地接觸綠地,城市居民開始關注環境意識,對於公共環境的需求逐漸從被動接受到主動爭取。不管是爭取公共空間、綠地環境或住宅的權利,社區居民開始「由下而上」發聲,揭開市民運動的濫觴。

公園於城市中,是休憩、娛樂的地方,也是城市的綠肺,在日治時期台北規劃的藍圖,於戰後並沒有逐步實踐,許多原本規劃為公園用地被佔用或徵用變成臨時居住的場所,但當台灣經濟起飛,市民,尤其是城市中的中產階級,開始追求好的生活品質,反應不同社會階層的差異,開始有多元異質的聲音彼此拉扯,對於城市提出不同的想像願景。

七號公園到大安森林公園,從違建到綠地,從非法住民的背景看,是在戰後部隊撤退來台和城鄉移工而居住在此,一個讓他們可生存在都市中的一個家。從當地居民的角度,則是生活上的需求,希望環境與生活是美好的。

當時有人認為當地住民已經是社會邊緣上的弱勢,應秉持社會正義,呼籲堅持維護原地居住權。但也有較中產階級的觀點,認為城市中的確需要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擁有一個城市公園的必要性。不論當時何種角度,原地住民也已搬遷,重建了一個綠意盎然的公園。如今站在大安森林公園中,無法想像眼前這具生態與綠意的公園,曾有一段如此衝突與抗爭的過程。即使原地居民已搬遷,可也表示在以往時代造就發展都市,在面臨轉型時,需要多元的方案來解決不足與缺失的事件。

資本主義城市與市民抵抗

在科技的進步下,現在使用網路便可達到通訊、買賣等目的,房子不再單純為居住的空間,它被形塑成一個商品,而都市更新原本想達到環境的美好,卻變成鞏固土地「交換價值」為主的都市更新。

台北地價節節飛漲,炒地皮、豪宅天價,無情地拉開社會的階級位置。市民對城市空間的使用主張權利逐漸被貌似客觀的「交換價值」所取代。從二十年前的無殼鍋牛運動開始訴求住屋應是基本人權,抗爭不公義的房價問題,但今日房價節節高漲,然而城市居民的抗議,卻在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中越來越失去正當性,顯現目前都更面臨的問題與危機。

空間活化的他山之石─英國東倫敦哩尾公園的案例

英國東倫敦的哩尾公園,原先是遭轟炸的帶狀空間,轉變成住屋環境相連結的空間,歷經了一段爭取的歷程。在都會區域,新自由主義政策下促使都會空間和公共空間私有化,加上對都市綠色區域的不關注。Forshall和Abercrombie的調查顯示公園與綠地的分配相當不均,兩位也指出倫敦戰前規劃者把城市視為一個整體的計算─「人均綠地的整合比」(aggregated green space/population ratios),以合法化新的收購,並經常在條件良好、較富裕的地方購買土地,於1943年試圖計畫強調這些不平等,可利用被轟炸的土地,以開放空間圍繞社區,建立內部連結的系統,連結公園到綠帶和其他開放的鄉村空間,同時也建議兩個「在地最小需求」:
(1)每個人在離家半英畝內擁有公共空間。(半英畝=2 023.4㎡)
(2)每個行政區須確保每千位居民擁有四英畝開放空間的人均綠地比。

採這樣的標準,東倫敦行政區擁有全倫敦最差的人均綠地比,Forshall和Abercrombie建議東倫敦的核心目標是在哩尾建設一個公園,但在戰後緊縮和住房劣勢下,建築物考量優先於地景,所以此計畫的願景也隨之消失。

1970年代柴契爾縮減公共服務設施,因經濟衰退,市府資產被迫售出,像許多社會住宅、公共遊憩場地等。至1990年代早期,成為倫敦最貧群與種族最多的區域,破舊的街道和被市府忽視,讓這區域雜亂不已,繁忙的街道被街友與醉漢佔領,相對於一英哩外的金絲雀碼頭,投資數百萬打造全球金融起飛地,象徵柴契爾的遺緒和戰後公正社會的終點。

哩尾公園最初由兩個主要角色密切合作所產生:一為工黨掌控的倫敦塔橋區之地方議會,一為環境信託。環境信託為非官方組織, 1979年由中央政府之環境部門成立,處理行政區中被炸毀的荒地,但因資金短缺,目標很快縮減。1980年工作人員僅著手小型工作,如鄰里公園。1990年初期對社會正義與環境的永續性成為驅動環境信託的精神,但需要新機制重新投入公共計畫的經濟挹注才的以實現。新的經濟來源為1993年成立的國家樂透基金,並由千禧委員會執行,樂透基金主要規劃千禧年慶典,其餘才分給藝術、社會等。在1995年千禧樂透委員會邀集投標時,環境信託與倫敦塔橋區成立一個本地商業論壇的執行夥伴關係,並提出計畫投標,計畫也易於許多樂透案的旅遊傾向,轉為對社會經濟弱勢和在地族群差異的需求,並結論出三個概念:
(1)參與式的設計與施作
(2)多元的功能、形式、主題,使公園各角落,擁有不同的特色
(3)永續性的思維

 1997-2002年在哩尾進行各項地景改造工程,90英畝的公園,充斥著三概念:1.基地的開放性2.尊重多元差異3.兼具趣味與歡愉,以這些為原則整合整個規劃,活動區域設計成盆狀,並採取視覺障礙物(樹叢、草坡等),分隔出不同的區塊,但在視覺上不會互相競爭,反而成了互相互補的空間。

以下為推行哩尾公園永續發展的概念:
●生態多樣性:多元地景,並創造成為本地植栽與動物的棲地,和採用有益於生態的管理方式,持續實驗與增加棲地。
●永續性(sustainability):反映在公園每日營運上,包含能源、自然資源和財務等,減少外部外入,轉換再生資源,並增加任何系統自我支持程度。
●生態教育:非政府組織與學校連結開設生態課程,藉由公園課程和公園的資源,落實教室內外的學習,而公園簡介和公共資料所傳達的生態和永續性的目標變成一般的常識。
●社會正義和公共空間:哩尾公園創造出一個具有吸引力和強烈地方感的空間,充滿各種不同種族、階級的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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