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再條例》 該把暖化寫進去

　文／林鼎傑(低碳生活部落格邁向哥本哈根青年志工寫手團)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中心(IFPRI)五月發佈報告，指四十年後當世界人口增加40%到達90億時，稻米卻將減量20%(*1)。對於一般人而言，稻米因氣候變遷而減量的消息，可能比不上麥當勞漲價所引起的普遍討論；但對於世界依靠農業為生的另外三十億農夫來說，靠天吃飯的他們，成為全球暖化極端氣候下的直接受害者。即使是自古即學習著適應大自然的農夫，面對當今如此頻繁的暴雨與乾旱，仍充滿著危機與挑戰。

暖化的受害者 與加害者
　自古以來，農業的命運不只被大自然所主宰，也被人類的行為與政策所左右。溫度、降雨量等氣候條件，以及灌溉系統、交通設施等人類建設，都會影響著作物的生長狀況，因此，在研擬農業氣候調適政策時，除了得面對陰晴不定的氣候外，也得考量農民的反應與政府的決策，研擬的過程因此充滿著各種不確定性。

　但弔詭的是，農業不但是全球暖化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其除了會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而減產外，農業本身也會貢獻出為數不少的溫室氣體。工業化農業生產過程裡，所消耗的大量「石化」肥料、「石化」除草劑、水稻田排放的甲烷與農業機具的排放等等，總共排放全球14%的溫室氣體；而與農業開墾息息相關的森林砍伐等土地使用方式的改變，則佔了全球的19%，兩者合計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2)。

　但是，目前農業並無納入京都議定書的減量規範中，且已開發國家亦無法透過清潔發展機制(CDM)等靈活方式，進行農業減量計畫以換取減量額度。國際糧食政策研究中心(IFPRI)的尼爾森(Gerald Nelson)表示：「農業就像十年前的森林一樣，知道他很重要卻屬於談判的邊緣。今年年底哥本哈根的氣候變遷會議將訂出五到十五年的新機制，目前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D)已被納入正式的後京都談判之中，在這個時間點將農業納進來討論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3)

　聯合國農糧總署(FAO)最近提出的政策說帖表示，要穩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只有在「農業、林業與其他土地使用」（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AFOLU）上同時進行二氧化碳的減量才有可能達成(*4)。且某些農業減量計畫，不僅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也將同時具有調適效果，得以幫助農民適應極端氣候，以維持生計遠離赤貧。當農民擁有較多經濟資源時，也會隨之具有較佳的氣候變遷適應能力，形成一種正向的循環。

減量與調適 能否雙贏?
　但農業減量方法的實質內容是什麼？為何有些減量計畫會同時擁有調適效果？

　農業除了是溫室氣體重要排放源，土壤本身亦是重要的碳匯(Carbon sink)。透過農業技術與管理方式的改變，將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並，將大量的碳封存(Carbon sequestering)於土壤裡。例如改種多年生或長根作物，可增加土壤中的碳固定量；此外，管裡灌溉系統與肥料的使用則可降低甲烷與氧化亞氮(N2O)這兩種以農業排放為大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另外實行農林間作(Agroforestry)與減少深耕，除了可促進土壤的固碳機制外，還能增加土壤含水量，進而提昇農作物面對乾旱的適應力(*1)。

　除了上述針對農業作業方式進行改變外，在全球暖化與高油價的夾擊下，大量依賴石化產品、石化燃料(製造肥料、殺蟲劑、農機械、運輸等)的工業化農業，也將重新面臨省思。聯合國環境計畫署所倡議的「全球綠色新政」 (The Global Green New Deal)中即指出，有機農業藉由減少使用石化製品並增加土壤的碳固定量，每公頃會較慣行農法減少48%~6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且每公頃的土壤裡還可多封存3～8噸的碳(*5)；而美國羅德島學院(Rodale Institute)的研究則指出，若將美國一萬個中型農場轉變為有機種植，那麼光是土壤中所增加的碳固定量，將等同於1174,400汽車使用年限內所排放的碳(*1)。

　無獨有偶，今年四月，歐盟發表的農業調適白皮書(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the challenge for Europea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更直接指出，有機農業除了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之外，其土壤較高的含水性、以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等優勢，將使得有機農業具有較佳的極端氣候抵抗能力，是同時具有減量與調適效果的耕作方法(*6)。

　國際農業科學與技術發展評估組織(IAASTD)，在為期三年的全球農業研究發現(*7)，過度依賴石油與大量用水的現代化農業，已對環境造成巨大衝擊，而有機農業則是兼顧食物生產、水資源、生物多樣性、農民生計的耕作方式。因此該組織呼籲各國政府對補助工業化農業這種不永續的產業進行進一步的評估。

　或許有人會質疑在這個擁擠的地球上，不依靠石化能源、化學肥料有辦法生產這麼多的食物嗎?目前下定論或許還太早，但過去的六十年來，我們將糧食生產與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的非再生資源:石油，牢牢綁住，大量的溫室氣體造成全球不可預期的氣候變遷與糧食減產，而糧食生產不足又進一步弱化農民的生產能力，間接影響到全球的糧食安全，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即便工業化農業可在短期內維持較高的生產力，但人類要把未來糧食的生產賭在新油田的開發速度上嗎?面對未來數十個可能的六十年，我們是否願意去了解與接受其他不同的可能？

農業減量計畫 遭遇的困難
　透過上述農業管理與技術變革等，來減少排放與增加土壤碳固定量的方式，並不涉及龐大資本的投入，但為何成本不高又具有龐大固碳潛力的農業，卻被《京都議定書》所忽略呢？事實是，減量計畫通常需經過嚴格的認證程序(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MRV)後，才能獲得被認可的減量額度，要監測美國境內的一千五百座火力發電廠還容易，但要監測為數眾多且分散的開發中國家小農就困難多了。

　目前是有一些可行的監測方式，例如以衛星進行土地使用狀況分析、便宜可測量土壤中碳含量的設備等。但農業要在《京都》架構下的碳交易市場中，獲得減碳額度並預防可能的碳洩漏(Carbon leakage)，在方法學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上述的監測設備也需要資金的投入。

　聯合國農糧總署在今年三月的政策說帖中(*10)，提出農業納入氣候談判的三點建議，給了我們一點方向。

　首先，開發中國家應優先將同時具有調適、減量效果的農業減量計畫，納入國家減量行動計劃書(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 NAMA)中，以獲得已開發國家的技術與資金的援助。
　
　第二，應將農業納入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裡，以提供開發中國家進行永續農業的經濟誘因，但最大的問題仍舊在於農業減量的認證方法上。

　第三，是建立一個綜合的土地管理系統，將各種以土地為基礎的碳源與碳匯，例如：農業、林業等進行整合式的管理以達到較佳的效果並避免彼此間的碳洩漏。具體做法包括建立陸域碳匯的基線(Terrestrial carbon baselines)與建立土地使用相關的溫室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