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一鈞馬拉威服役　改變人生

【記者黃惟伶、陳怡君／台北報導】「在去非洲前，我從來沒想過會成為一位感染科的醫生。」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羅一鈞說。一年十個月在馬拉威服役的日子，讓他看到了愛滋病對馬拉威的摧殘，回台後，他選擇了當時台灣很冷門的感染科，並進疾管局擔任防疫醫師。在非洲服役的經驗，不僅使他更珍惜現在的生活環境，也讓他對醫病關係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在馬拉威，十五歲以上的成人有百分之十五的愛滋帶原率。羅一鈞說，「在那邊看HIV比我看過的高血壓、糖尿病都還要多。」馬拉威醫療團曾到當地大學辦過捐血活動，收了二十五袋血，其中有五袋就是HIV陽性，雖然這些大學生現在還沒有症狀，但預估約五、七年後會發病，然後大概一、兩年就去世，所以頂多再活個十年，當他們可能正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份子時就去世了，對於當地的社會經濟是很大的損害。

非洲資源的缺乏，所造成的醫療不平等讓羅一鈞印象深刻，曾經有一個罹患糖尿病的七歲小女孩，需要長期注射胰島素，但胰島素需要低溫保存，可是當地沒有電、沒有電冰箱，使得小女孩的病情難以控制，醫院裡的英國醫師預估女孩可能活不過十歲，「在台灣這個病一定可以控制，但在那邊這種慢性的病會讓人很快死掉」羅一鈞說。

在非洲服役時，有一個藥師拿了一盒利尿劑大約二十支給羅一鈞，但二十支的分量只足夠給一個病人使用，因此他必須在住院的四、五個病人當中自己評估，誰還可以救得回來就給他用，羅一鈞說，那是扮演一個上帝的角色，是一個倫理上很大的挑戰。

有些在台灣的觀念是否適用於非洲是必須注意的，在台灣我們可能可以投入很多資源去救活一個病人，因為台灣資源很多，可是在非洲就必須考量當地的成本效應。

羅一鈞表示，當時醫療團將一盒抗生素給一個醫生使用，那位醫生為了搶救一個治癒機率很低的病人，不到一個禮拜就把藥用光了，但後來那位病人還是不治，因為那位醫生是用台灣的觀念，覺得他不能眼睜睜看那個病人死，就先把手頭上的資源用完再說，然而，後來醫療團卻因此沒有那種藥可以使用。

在非洲，醫病關係很單純，所有人都是公費醫療，看病只要二十元掛號費，大家都是享受很平民化的醫療，雖然有的病人很難治癒，羅一鈞只能盡量減輕他的症狀，但病人對醫生都充滿了感激，所以他很喜歡馬拉威的醫病文化，也一直想再回馬拉威服務，他曾和當地人訂了一個口頭約定，等他回台當六年住院醫師會再回去，然而今年初馬拉威卻和台灣斷交了。

羅一鈞說，馬拉威人很樂天，由於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有三十九歲，馬拉威人不會覺得生病或死亡很可怕，「對於生死他們看得比台灣人看得淡很多。 」 馬拉威人共享共有的觀念很深入，也沒有什麼儲蓄的概念，所以「借錢在那邊是很常見的事」，羅一鈞說，醫療團的司機在當地算是高薪，每到月初發薪水，他回到家，家門口就會有一排人等著跟他借錢，所以當地有一個習慣，男生領到薪水，回家前一定會到酒吧大醉一場，至少讓自己先享受完再回到家，因為錢一拿到家就通通發光了。

由於現在當兵的役期縮短，外交替代役男實際在海外服役的時間只剩十個月。羅一鈞指出，役男大概要半年工作才會上手、了解當地文化、開始想自己可以做什麼幫助他們，可是再來就要回台灣了，這樣對於替代役男是很可惜的，因此他相當鼓勵醫療外交替代役男，如果服役完，仍有時間與意願可以留在當地，不管是當志工或是當短期的團員，繼續多體驗一下當地的生活。

「那時我出去就是抱一個想法，就是我是要去奉獻，沒有那麼偉大，但至少是體驗看看『奉獻』這個事情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羅一鈞說，那時曾有一些國內的專家到當地視察，覺得當地很特別，可以做學術研究、發表論文，然而羅一鈞告訴他們，他想體驗純粹奉獻的感覺，所以不想利用他們做研究。

此外，羅一鈞因為看到一些外交替代役學弟的部落格裡，很多都是服役時玩樂式的內容，他認為雖然那是認識當地文化的過程，但還是要思考如何去幫助當地人，不管是幫到多少，畢竟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服務機會，他建議欲申請外交替代役男的人要先確認自己是否喜歡奉獻和服務，而不是只是抱著玩樂的心態服役。

※延伸閱讀：非洲小醫師" 慚愧的幸福 【羅一鈞】

圖說一：羅一鈞醫生。記者陳怡君／黃惟伶攝

圖說二：羅一鈞醫師於當地服務情形。照片由羅一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