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群組來的訊息，真是感恩有很多好友，提供我寶貴的資訊，這也是身為公民記者的好奇寶寶我，要注意及關切的人權問題，收藏起來，有需要時可以找出來參考：
蘋中信：誰該對誰公開透明（劉靜怡）
繼身著暴民字樣T恤的民眾在造勢現場遭驅逐而引發爭議後，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和華隆自救會在國民黨黨部外抗議，也遭到警方以「保護抗爭者」和「和平理性」為名的粗暴對待。荒謬的是，聲稱將以極高領先票數獲勝的台北市長候選人則以「公開透明」為理由，認為警察執行群眾抗爭驅離行動，「要穿有很大數字號碼的背心」與「現場採訪記者要掛很明確的採訪工作證」，即可解決爭議。這種過度簡化的話術，不僅搞錯重點，更顯出對法律的無知。
食安問題追追追
民主國家公開透明意涵，不僅政府應主動公開協助人民監督公共治理效能的資訊，也包括政府必須在組織面和程序面符合公開透明的法治要求，更在於必須使人民可以隨時掌握自己當下所面對的公權力人別資訊。所以，究竟誰有權指揮公權力，誰應對不當驅離行動負責，在組織上和程序上都應有明確規範，並使人民充分知悉，而不管是哪類型的警察，凡執行職務時均應自我揭露身分，不應限於「驅離時」才用數字號碼背心來表明身分，這是現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即有之「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警察未依此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規定。
換言之，警察執法時應該全程主動揭露明確的身分資訊，不僅是法定義務，警察違反時人民可尋求救濟，這是「監督權力以保護權利」的民主原則。而過去衍生之驅離爭議，癥結並非在於未有編號可資辨識警察，而是執法手段不合比例原則，以及各國家機關不但疏於對警察施以自我節制的教育，甚至對施暴警察官官相護。依過往經驗，連警察編號和影像記錄，在事後追究程序中能發揮的作用均甚為有限，試問：如果這些「阻礙人民有效監督警方」的病灶未能徹底解決，數字編號再大的背心，又有何用？
濫權箝制公民記者
至於要求記者必須戴上清楚標示的採訪證，避免忽而參與抗爭，忽而變成公民記者的主張，更是對我國《憲法》實踐程度的無知。《憲法》從未禁止記者參與社運抗爭，而記者的主要社會職責是監督政府，因此，是政府對記者負有公開透明的義務，而非記者有義務向政府揭露身分，是當代新聞法制的常識。
我國大法官早在第689號解釋中，即針對公民記者寫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肯定公民記者與傳統記者同享《憲法》所賦予的新聞自由。公民記者不但是符合公開透明理念的社會體制，在「人人皆可能是公民記者」的今天，也不該任由政府要求其隸屬新聞機構或以採訪證進行差別管制，以免賦予政府浮濫箝制新聞採訪自由的藉口。
在公民記者取得我國《憲法》保護地位後，過去某些部會以無採訪證為由拒絕公民記者，便屢遭違憲批評，那麼，何以在強調公民參與的政見主軸下，會提出比執政黨更保守落伍的主張？試問：倘若公民記者從事採訪的前提是採訪證，和否定公民自行記錄社運現場參與狀況何異？
公民記者不但可補傳統新聞專業之不足，更是公開透明的屏障，不該承受出於褊狹社運理解的污名，若是傳統記者往往聽命於驅離行動前的強制離場指示，政府又以採訪證阻絕公民記者，讓警察不合比例原則的暴力驅離行為無從受到任何記者的見證，那麼，有明確編號的警察背心，跟披著羊皮的威權惡狼何異？
台大社會科學院教授
《蘋中信》作者群
劉靜怡、謝金河、何飛鵬、張鐵志、殷乃平、劉克襄、呂秋遠、米果、胡晴舫、馬維敏、吳惠林、王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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