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地方大選】周月清/下班怎麼回家?障礙者能選擇的城市生活,給地方候選人的4個問題
|
編按:2026 地方九合一大選即將於 11/28(六)投票。除了候選人的政見和選舉引發的話題,我們也想邀請大家一起關心:自己生活的城市,還有哪些值得被看見、討論,甚至改變的地方? 《Right Plus 多多益善》推出「你想住在什麼樣的城市?」地方大選特輯,從兒少安置、無家者居住、女性安全、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社工勞動與社福政策等不同面向出發,邀請第一線工作者、經驗者及學者專家等分享觀察、提出建議,讓更多平時不容易被看見的需求和聲音,有機會進入公共討論。 我們期待,這系列文章不僅能成為選舉期間的政策討論,也能和讀者一起更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思考想要什麼樣的居住環境,以及可以如何要求地方政府做得更好。 地方大選特輯系列文章將陸續刊登,請至完整特輯頁面收看&持續關注:【特輯】2026 地方大選:你想住在什麼樣的城市? |
撰文/周月清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社會勞動與福祉研究中心研究員
「你想生活在什麼樣的城市?」我們可能想到方便的交通、安心的住所,以及下班後能與朋友見面的地方。但如果出門需要人力的協助,住家沒有電梯,公車到了卻上不去,這些平常的願望,就可能難以實現。身心障礙者能不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取決於城市如何安排空間、服務與資源。
地方選舉到了,候選人提出增加交通卡點數時,是否問過:有誰根本用不了這張卡?從家門口到人行道、從站牌到車廂,再從下車處到目的地,任何一段走不通,都可能讓人取消整趟行程。
即使卡裡有點數,晚上下班時,有沒有合適的車可以搭?週末想出門,有沒有人能幫忙?交通補助能不能派上用場,還得看公車能否搭乘,復康交通是否足以支持上班、夜間與假日活動。
這些障礙者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什麼時候才能成為政治人物關心的事?中秋節前夕,總統府原定向庇護工場及身心障礙團體採購中秋禮盒的經費,因國務機要費遭國會在野黨刪減及凍結而受到影響,引起許多身心障礙團體的不滿。
多位政治人物紛紛表示「心疼」障礙者、支持庇護工場。但當障礙者走上街頭、夜宿立法院,爭取有尊嚴地在社區生活時,政治人物是否同樣願意傾聽?
這次地方選舉,候選人說要「關心市民」、打造「友善城市」,我們必須追問:這些承諾是否又漏接了障礙者?決定政策之前,有沒有讓障礙者參與?
需要協助,也能決定自己的生活
2026 年 7 月底,障礙者與障礙團體夜宿立法院外,要求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障權法》),讓制度真正回應生活需要。
障礙者提出個人助理、自立生活、社區支持、合理調整等訴求,這些詞看來很專業,背後說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當一個人需要支持時,誰有權決定障礙者怎麼生活?是政府、服務單位、專業人員或家屬替障礙者安排,還是障礙者能獲得必要的協助,表達意願、作出選擇?
「自立生活」常被誤解為凡事都要自己做、不需要別人。然而,一個人需要人力協助穿衣、移動或溝通,並不表示一個人不能決定去哪裡、與誰相處、過什麼生活。
個人助理可以依照當事人的需要,協助他/她出門上班、參加活動,或照顧自己的孩子。需要更多溝通或決策支持的人,也應該有機會用自己能使用的方式表達意願,參與那些影響自己生活的決定。制度不能因為障礙者需要支持,就取消障礙者的選擇。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19 條保障障礙者在社區生活、選擇居住地點與同住者,並獲得包括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在內的必要支持。
讓這些生活選擇成為可能,是政府應保障的權利,必須有明確的制度,讓需要的人可以申請、用得上服務,就算遇到問題,也可以要求政府負責。
要讓障礙者實際參與,有時需要依照個別需求提供「合理調整」。例如,讓聽障者透過手語參與會議,或為需要更多理解資訊的人,調整說明方式。即使每個人都能報名同一場會議,能不能理解內容、表達意見,也取決於這些安排。
回到障礙團體(障礙者組成的團體,DPOs)爭取的「個人助理服務」,修法必須說清楚:使用者如何參與決定服務內容?需要的時數能不能拿到?經費由誰承擔?
長照與障礙支持服務可以協作,但整合不能讓障礙者的需要被高齡政策遮蔽,也不能限縮障礙者的生活選擇。修法真正要改變的,是障礙者長期被安排、被代言,卻難以主導自己生活的處境。
下班怎麼回家?抽到社宅能順利住進去嗎?
中央修法固然重要,地方政府卻不能把責任全部推給中央,障礙者每天能不能生活在城市裡,本來就是地方政府的責任。現行《障權法》已將地方服務、經費分配與人員訓練列為縣市政府職責,也要求依需求評估提供自立生活支持等服務。市長要整合局處、提出預算,議員要審議預算、監督執行。
一個人早上需要協助才能去上班,晚上也需要支持才能回家,服務卻只在固定的白天時段提供,即使找到工作,也可能因為缺乏支持做不下去。
如果評估只計算吃飯、洗澡需要多少時間,卻不問他是否想工作、見朋友、約會、為人父母、參加演唱會、跨年、追星,或參加公共活動,包括參與政治人物的造勢活動,那制度只是把障礙者的「生活」縮減為維持「生存」。從評估需求、核定時數到安排服務,都應讓當事人參與決定。
服務能否持續,又取決於支持人力能否穩定。助理請假時,有沒有人能接手?假日或颱風天需要服務時,排班和待遇怎麼安排?如果薪資不足、工時不穩,又沒有替代人力,使用者就得承擔服務中斷的後果。要求工作者靠熱情或「做功德」撐住服務,等於把公共制度的缺口交給個人承擔。障礙者的自主生活,需要有勞動權益受到保障的支持人力。
居住也是如此。即使抽到社會住宅,若室內空間無法使用、交通難以銜接,或個人助理無法到位,也未必能搬進去。即使順利住進去,社會住宅又有居住年限的限制,租期屆滿後能不能找到負擔得起、適合自己的住處,同樣關乎障礙者是否能「安居」。
希望離開機構的人,需要在搬家前就取得住宅、經濟與人力支持。若政府要求障礙者得先證明能夠獨自生活,才有資格獲得協助,等於把最需要支持的人排除在外。所謂居住選擇,不能只剩家人承擔與機構安置兩條路。
城市的排除也發生在資訊與工作中。政府把服務申請移到網路上,卻沒有可操作的表單、易讀與有聲資訊或協助管道,就可能讓人連申請都送不出去。在修法倡議現場,自立生活人權陣線成員李翔濬曾分享,自己研究所畢業,卻被公司安排在沒有其他人的檔案室,整整一年「空等下班」。
對地方政府來說,就業政策的成效,也要看當事人能不能獲得適合的工作、必要的支持,以及在職場發展的機會。光是錄用一名障礙者、達到法定名額,並不代表他/她獲得有意義的工作。
這些生活經驗指向同一個問題:從能不能出門、住進社宅,到能不能在職場發展,這些實際的生活經驗,才是檢驗地方政策的標準。
這次地方選舉,請候選人必須回答4個問題
《CRPD 施行法》第 9 條要求,各級政府執行公約權利保障所需的經費,應優先編列、逐步實施。因此,「經費有限」不能成為不說明預算選擇的理由,「爭取中央補助」也不能取代地方責任。
這次選舉,我們應要求縣市長與議員候選人回答以下 4 個問題。
1. 你要怎麼讓障礙者能在社區選擇自己的生活?
你準備提升多少個人助理服務與社區支持,讓服務不僅協助居家日常,也支持工作、外出、夜間與假日、社會角色的執行(如協助照顧幼童)?需要較多支持的人,能否取得足量且穩定的人力?你會如何把住宅與支持服務一起安排,讓希望離開機構的人有地方可以搬去住,也讓住在社區的人,不必因服務不足而被迫進入機構?請說明能提供的服務量能與完成時程。
2. 你要怎麼讓障礙者平等使用這座城市?
你會優先改善哪些道路、交通、公共場所、政府服務與工作環境?如何提供合理調整、手語、字幕、易讀資訊與可使用的申請管道?改善後,會由哪些障礙者實際試用?如果還有人搭不上車、進不了場館、被拒絕或排除時,誰負責處理、多久會回應?公布設施數量與標章時,也請交代還有誰仍然無法使用。
3. 你會怎麼讓障礙者參與決定城市的未來?
政策與預算定案前,你會怎麼讓不同障礙者本人及其代表組織參與,並提供必要的溝通、交通與人力支持?障礙者的建議會如何影響決策?
CRPD 第 29 條保障障礙者投票、參選、擔任公職與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參與不能只剩受邀列席、合照,或由他人代為發言。政黨是否願意支持障礙者參選,讓障礙者的生活經驗直接進入議會?
4. 你準備編列多少預算,怎麼讓市民監督、追蹤?
上述承諾各投入多少經費,由哪個局處負責,何時完成?市長候選人應說明怎麼編列、怎麼讓不同局處一起做。議員候選人應說明如何審查預算、追蹤執行,要求政府回應服務不足。公布成果時,除了人次與名額,更應公布未獲支持的需求,現在得到什麼回應,障礙者的生活選擇是否增加。即使委託民間提供服務,也不能把政府的責任一併委託出去。
我在 2022 年倡議障礙者平等權利入憲時,主張的就是讓障礙者自己參與決定,建立持續的制度保障。這次修法與地方選舉,也應接受同一個標準的檢驗。
障礙者的意見不能總由家屬、學者或專業工作者代為表達;需要更多支持的人,也必須有機會表達期待,影響與自己有關的決定。
當候選人再次說「我關心障礙者」,我們應請他說清楚:你準備改變哪一項制度,投入多少資源,讓誰獲得原本沒有的生活選擇?
「你想生活在什麼樣的城市?」我的答案是:障礙者能與其他市民平等決定自己的生活,也能共同決定城市的未來。民主的承諾,必須抵達那些最容易被遺忘的人。
| 點進多多讀全文:【2026 地方大選】周月清/下班怎麼回家?障礙者能選擇的城市生活,給地方候選人的4個問題 |
回應文章建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