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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悲劇電影：從3,399人降至879人，台灣紅絲帶二十一年的公路長征

公民記者／APO

1932年8月6日晚間9時15分，義大利威尼斯麗都島Hotel Excelsior的露臺亮起銀幕，放映魯賓・馬莫利安執導的《化身博士》。這是威尼斯影展史上第一部放映作品，也被視為全球國際電影節發展的起點。

九十四年後的8月6日，如果把鏡頭轉回台灣，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如果基金會二十一年的工作是一部電影，你最想先看哪一條故事線？」

是感染者講師走進校園的那一幕？是行動篩檢車開過雨夜的那一幕？還是某個人在多元性別友善中心裡，終於不用先解釋自己是誰的那一幕？

這部電影目前還不存在，但裡面的每一條故事線，都真實發生在台灣。

2005年的台灣，不只是數字很高，也是很多人不敢被看見

故事必須從2005年說起。

當年台灣本國籍新增通報HIV感染者達3,399人，是歷年高峰。共用針具引發的感染快速增加，社會對感染者及藥物使用者的理解卻遠遠追不上疫情。

那時候，很多新聞習慣用「愛滋病患」、「危險族群」甚至更具獵奇意味的標題描述事件。感染者的臉被馬賽克遮住，人生也往往只剩下一張檢驗報告。

同年2月，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成立，投入愛滋與藥癮防治、減害、校園教育、諮詢篩檢及反歧視倡議。

回頭看這段歷史，真正改變疫情的，並不是責罵誰「為什麼要這樣做」，而是讓乾淨針具、替代治療、篩檢與醫療能夠真正抵達需要的人。

減害的概念其實很生活化：一個人如果還沒辦法立刻離開風暴，至少不要先讓他在風暴裡失去健康與生命。

數字降到879人，是否代表電影可以提早散場？

二十一年後，台灣的愛滋疫情已經出現明顯變化。

疾管署於2026年公布，2025年本國籍新增通報HIV感染者為879人，創2004年以來新低。台灣2025年愛滋防治指標估計達到「93－96－95」：約93%的感染者知道自身感染狀態；其中96%已接受治療；接受治療者約95%達到病毒量抑制。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6年資料

這組數字很漂亮，但別急著播放片尾字幕。

因為93%也代表，仍估計有約7%的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狀態。這些人不一定缺乏健康意識，更可能擔心被認出、不知道去哪裡篩檢，或害怕一旦結果為陽性，工作、伴侶與家庭會不會一起失去。

新增通報人數下降，是防治進步的證據；卻不能被解讀成「愛滋議題已經處理完了」。當服務逐漸接近最後一哩路，剩下的往往正是最難透過一般醫療系統接觸的人。

沒有紅毯的公路電影：篩檢服務為什麼還要主動走出去？

行動篩檢的畫面，很少像電影預告那樣充滿戲劇性。

比較真實的情況是，工作人員帶著器材開車到不同縣市，在校園、社區、活動場域或夜間據點架起服務空間。有人站在門口來回走了幾次才進來，也有人坐下後第一句話不是問檢驗，而是問：

「如果結果有問題，接下來怎麼辦？」

這時候，一張試劑只能回答健康狀態，不能回答他對未來的害怕。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持續辦理匿名與行動篩檢、諮詢、就醫轉介及陪伴服務。基金會公開資料顯示，2026年仍持續在彰化、台東等地安排外展篩檢，並透過不同服務據點提供諮詢與資源連結。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服務資訊

這些工作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基金會拯救了一個人」，而是讓一個人在得到結果後，仍然知道自己有選擇、有醫療，也有人可以一起討論下一步。

愛現幫走進校園：感染者不該永遠只演悲劇角色

另一條故事線發生在教室。

「愛現幫」感染者講師走進校園，談HIV、身體自主、親密關係與歧視。有些講師會先拿自己開玩笑，學生原本緊張的表情慢慢鬆開；等笑聲停下來，才發現站在面前的不是課本名詞，而是一個會工作、會戀愛、會難過，也會吐槽人生的人。

這種教育方法有一個關鍵：感染者不是被安排上台展示傷口的教材，而是擁有自己生命故事詮釋權的人。

過去的疾病報導很容易形成固定劇本——感染、犯錯、後悔、死亡。但今天的醫療現實早已不同。感染者規律治療並達到病毒量測不到，就不會透過性行為傳播HIV，也就是U=U。

如果科學已經往前走，媒體與社會卻仍把感染者留在二十年前的悲劇裡，那麼落後的就不是醫療，而是我們的眼光。

四座部屋不是避難所，而是讓人拿回生活主導權的地方

紅樓部屋、桃園部屋、風城部屋與諸羅部屋，分別位於台北、桃園、新竹與嘉義。

有人前來篩檢、詢問PrEP或PEP，有人參加活動，也有人只是坐下來聊聊天。這些日常看起來沒有高潮，卻可能是一個人在整部人生電影裡，第一次不用扮演別人期待的自己。

基金會心理專業人員過去接受訪問時曾指出，感染者確診後面對的重大困境，經常是「人們的歧視與排斥」。除了醫療轉介，隱密諮詢空間、心理支持與同儕連結，也會影響一個人是否願意持續進入醫療體系。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感染者心理支持資料

記者觀察，真正的性別友善，不只是門口掛著一面旗幟，而是當人開口談自己的身體、伴侶與生活時，不會立刻被分類、指責或推開。

部屋不是故事結束後的收容所，而是一座讓人整理下一步、重新拿回生活主導權的中途站。

全球醫療出現新工具，但取得藥物仍是一道現實門檻

把鏡頭拉到國際，2026年最新資料顯示，全球愛滋防治仍處在「科學快速進步、資源卻高度不平均」的矛盾裡。

UNAIDS於2026年7月公布，2025年全球約有4,100萬名HIV感染者，約120萬人於當年新感染，約57萬人死於愛滋相關疾病；約3,210萬人已取得抗病毒治療，但仍有約500萬人不知道自己感染HIV。UNAIDS 2026年公布的全球統計

預防工具也出現重要突破。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刊登的PURPOSE 1研究中，超過2,000名接受半年一次lenacapavir注射的參與者沒有出現HIV感染；後續PURPOSE 2研究納入男同志、雙性戀男性及性別多元者，在接近2,000名使用者中僅出現2例感染，顯示一年兩次的長效型PrEP具有高度預防效果。PURPOSE 1研究、PURPOSE 2研究

但這裡必須踩一下煞車：lenacapavir是長效型預防藥物，不是疫苗；研究成功也不代表每個人明天就能平等取得。

真正的問題會從「有沒有這項科技」，轉為「誰付得起、誰拿得到、誰不必害怕被看見」。如果新藥只停留在新聞標題，沒有價格、供應與社區服務配套，它就還不能算真正改變了疫情。

2026年的國際警訊：社區服務不是配角，而是防疫主線

世界衛生組織與UNAIDS在2026年指出，亞太地區約有700萬名HIV感染者，每年估計新增28萬人、約12萬人死於愛滋相關疾病；部分國家的疫情仍快速上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資金問題。亞太地區約76%的HIV預防支出仍依賴外部資源，當國際援助縮減，最容易先被砍掉的，往往是外展、同儕教育與社區組織服務。WHO西太平洋區2026年聯合聲明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2026至2031年的全球愛滋策略，把「國家永續」、「以人為本」與「社區主導」列為核心。

醫院可以提供檢驗與藥物，但一個人願不願意走進醫院，往往取決於醫院之外有沒有人先接住他的疑問。

這就是民間組織的角色：不是醫療的裝飾性配角，而是讓科學真正抵達人的那條路。

電影會散場，但現實中的下一幕仍由我們決定

從2005年的3,399人，到2025年的879人，台灣的確走過一段很長的路。

但這部電影不應只剪進漂亮的成果數字。鏡頭還要留下那些不敢篩檢的人、病毒量已穩定抑制卻仍被拒絕投保的人、擔心身分曝光而不敢求助的人，以及長年在資源不足中持續工作的第一線服務人員。

媒體也必須重新學習怎麼拍攝疾病與邊緣處境。

不要只拍哭泣的臉，也要拍感染者在講台上笑；不要只拍工作人員伸手，也要拍服務使用者自己作出選擇；不要讓觀眾感動三分鐘就離場，而要告訴他們可以到哪裡篩檢、如何理解U=U，以及遇見歧視時能做什麼。

1932年8月6日，世界第一個國際電影節在威尼斯點亮銀幕。電影從此成為讓不同人生被世界看見的方法。威尼斯雙年展影展史

2026年8月6日，台灣紅絲帶基金會選擇用電影語言回看二十一年的路。

這不是一部關於誰被拯救的電影，而是一部關於人如何在理解、醫療與陪伴中，重新拿回自己故事的紀實長片。

電影最後沒有打出「全劇終」。

只有一句話：

只要愛在，我們就在。

而下一幕，仍在台灣每一間教室、每一次篩檢、每一扇部屋的門後，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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