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珣：從人類學視角解碼華人宗教的象徵力量與靈性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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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的「言說」遇上東方的「行為」

在當代心理諮商的診療室裡，我們習慣透過「說話」來梳理情緒；然而，在台灣香火鼎盛的廟宇中，我們卻常看到信徒們默不作聲，僅是以持香祝禱的「行動」來尋求內心的平靜。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對苦難方式，究竟有何深層的文化意涵？

在由台灣公民參與協會與台灣宗教學會主辦「2026靈性療癒和心理諮商的對話」第二場論壇「實踐的交會」中，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珣教授，帶來了一場極具顛覆性的學術饗宴。她跳脫西方科學醫學的本位主義，以醫療人類學的冷靜剖析與對本土信仰的深刻關懷，帶領我們走入台灣民間信仰的底層邏輯，解碼那些被現代社會視為「迷信」的道教儀式與神壇背後，究竟蘊含著多麼強大的「文化療癒力」。

「說」的心理學 vs. 「做」的宗教學

張珣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東西方文化在處理心理創傷時的根本差異。「西方的學術建立在語言與思考的基礎上，」張教授說明，西方心理治療或諮商傾向於鼓勵病患「把話說出來」，透過語言的辯證與宣洩來引導出隱藏的情緒。

然而，華人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我們小時候都背過『巧言令色鮮矣仁』，父母教導我們的是『聽其言，觀其行』，」張教授指出，華人社會並不鼓勵過度的言語表達，而是強調實際的行為。

這種文化底蘊直接反映在宗教實踐上。相較於基督教鼓勵信徒「做見證、說出來」，台灣民間信仰的現場往往是靜默的。「在台灣中南部的佛道教或白沙屯媽祖進香現場，你會看到很多信徒根本不講話，一句話都沒有。他們心裡默默承受著痛苦與家裡的麻煩，就是來求神拜佛。」張教授精闢地將其定義為「行動的宗教（Doing religion）」，華人是透過儀式與動作，而非言語的剖析，來完成心理的撫慰與療癒。

共享宇宙觀：為何台北市還有七千家神壇？

在高度現代化、醫療資源極度發達的台北市，為何還能容納超過7000家的神壇存在？張珣教授引用了醫療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經典理論來解答這個現象。

凱博文研究發現，醫療行為要產生療效，最關鍵的因素在於「醫者與病患必須共享同一個宇宙觀」。

張教授直言：「很多精神病患不去台大醫院精神科，是因為他們聽不懂醫生的話。他們不知道什麼叫『自我』、『超我』，醫病之間共享的語言與宇宙觀不一致。」相對地，基層民眾可能不懂西方心理學，但他們完全理解道教的「流年不利」、「神煞信仰」或「冤親債主」。當民間的宗教師或乩童用病患聽得懂的「文化語言」來解釋他們的痛苦時，療癒的契機便隨之展開。

道教心理學與象徵的療癒力

為了進一步佐證，張教授介紹了已故法國漢學家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的觀點。司馬虛在其著作《華人的巫術醫療》（Chinese Magical Medicine）中，大膽地將道教的儀式稱為「道教的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

張教授分析，道教的「心理學」運作邏輯（Psycho-sinology），往往與華人的孝道、家庭倫理與對祖先的責任所引發的內疚感有關。道教將疾病與生活中的霉運歸咎於共同的原因——例如天上的「本命星辰」黯淡，或是沖犯了「神煞」。

「透過『收驚』、『祭解』、『補運』等儀式，宗教師演法，加上家族的陪伴與公開場合的承認，這就是一套完整的療癒過程。」張教授以大龍峒保安宮的「祭解」為例，信徒透過報名、領祭品、行香、讀疏文，最後將災厄轉移到紙人替身（祭外方），這不僅解除了病患的心理重擔，也重建了他們面對生活的安全感。

張教授更引述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Lévi-Strauss）的觀點，直指「巫師與精神分析師運用的其實是同一個原理」。兩者都是利用人類心智中無法意識到的「象徵功能」（Symbolic function）來治病。差別只在於，精神分析師用的是病患個人的生命史（如童年創傷），而巫師用的是族人共享的文化神話（如神煞信仰）。

給受苦一個超然的理由：去內疚化與重拾力量

「人在受苦時，需要一個受苦的理由來支撐他走下去。」這是張珣教授在田野觀察中得出的深刻體悟。

現代醫學往往只能給出生理上的病因，卻無法回答病患「為什麼是我？」的存在焦慮。張教授指出，宗教提供的病因論，超越了個人與家庭的時空，它能優先去除病患的內疚與自責，讓病患覺得「這不是我的錯，是流年或業力」，從而針對疾病重新提起求生的力量。

她分享了一個長達六年的田野追蹤案例：一位中度中風、半身不遂的父親，遭遇妻子離家、子女不諒解的慘境，原本一心求死。儘管家人給予了情緒支持，但他最終之所以願意咬牙活下去，是因為一位師父告訴他：「你塵緣未了，你還有責任。」

「『塵緣未了』這四個字，給了他一個超越肉體痛苦的靈性理由。」張教授強調，心理諮商能解除情緒壓力，但面對不可逆的殘酷人生，我們需要靈性來解答「我為什麼要活下去」的終極意義。這種靈性陪伴，可以是有形的宗教師、道友，也可以是無形的神明、菩薩，甚至是一張平安符。

圓滿生死的儀式與醫療現場的靈性呼籲

在座談會的問答環節，張珣教授針對「遺族哀傷」與「醫護人員自我照顧」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看法。

宗教儀式對遺族哀傷的撫慰

面對親人逝去的哀痛，張教授指出，宗教儀式具有不可取代的安頓力量。例如道教有為亡者「修補身體」的儀式（如打血盆），這對經歷過切除手術或嚴重創傷的亡者家屬而言，是極大的心理安慰。「遺族聽到亡者的身體被修補完整、像出生時一樣，並且去到了一個比病床更好的地方，家屬就願意放手了。遺族之所以哀傷，往往就是因為放不下。」

呼籲醫護人員建立「安身立命的信仰」

面對現場許多身心俱疲的護理人員，張教授語重心長地呼籲，千萬不要單靠個人的意志力去承擔病患與家屬的龐大情緒。「不要被西方的全能主義教壞了，覺得自己什麼都能扛。」她強烈建議醫護人員必須替自己準備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信仰」。「不一定要是制度化的佛教或基督教，可以是相信因果、緣分，或是新時代（New Age）的靈性觀念。只要能讓你在心裡揉合、接納，給自己一個面對未知與苦難的錨點，才不會讓自己耗竭。」

宗教師的認證與教育

針對醫療體系內是否應建立「靈性/宗教指標」，張教授表示贊成。她認為，雖然真正高深法力的大師無法被量化，但透過一套認證標準（如修習宗教學理課程），至少能確保醫療場域中的宗教從業人員具備基礎素養，淘汰掉斂財的神棍，保障受苦病患的權益（達到80%的品質控管）。同時，她也呼籲台灣應在高中階段引入「宗教/靈性教育」，讓學生在接觸純粹的科學教育外，也能認識並尊重生命的未知與神聖性。

在科學的邊界，看見文化的慈悲

張珣教授的這場演講，宛如一把鑰匙，解開了長期以來「科學醫療」與「傳統民俗」之間的對立枷鎖。

從人類學的宏觀視角來看，無論是西方心理治療室裡的「對話」，還是台灣保安宮裡的「祭解」，其核心目的都是為了接住那些墜落的受苦靈魂。張珣教授提醒我們，在追求高科技醫療與實證科學的同時，不應傲慢地忽視這片土地上傳承千年的「文化療癒」智慧。因為在苦難的深淵裡，一個能讓人安心的象徵、一句「塵緣未了」的超然理由，往往就是支撐生命繼續前行的最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