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街頭的狗，照見一個國家的制度
作者：許淳雅
一、台灣政策演變
如今，狗作為人們的伴侶，有些住在溫暖的家庭裡，但仍有大量犬隻流落街頭、日曬雨淋。根據農業部 2024 年的推估，台灣目前約有 14 萬隻遊蕩犬，換算下來，平均每 100 人就有 0.605 隻狗在街頭生活。
乍聽之下，這可能讓人以為「流浪犬問題」是近十多年才冒出來的麻煩，但其實早在日治時期到民國初年，台灣就已面臨相同困境。不同的是，那時候管理犬隻的主要目的只有一個：防治狂犬病。為了阻止疫情擴散，政府採取大規模撲殺，使台灣後來成為全球少數的非疫區之一。
進入 1970 年代，養狗風氣興盛、狗的需求大增，但當時大眾對飼主責任的概念尚未成熟，也缺乏完整的源頭管理制度，街頭犬隻因而不斷增加。那個年代，政府甚至將流浪犬視為廢棄物，由清潔隊負責處理，充分反映出社會對動物生命的想像十分有限。
直到 民國 87 年（1998）《動物保護法》頒布後，台灣才首次建立起寵物管理的正式制度，從「廢棄物」時代過渡到「有生命的受保護對象」。
2015 年紀錄片《十二夜》上映，收容所環境與安樂死制度被置於社會放大鏡下，引發巨大反思。原本為提高收容所周轉率而設的安樂死制度，被許多民眾視為侵犯動物生存權利，在強烈輿論推動之下，台灣進入「零撲殺時代」。
然而，一刀切的政策也帶來副作用：
收容所不再能用安樂死控制數量，結果 急速爆滿、長期壅塞、淪為養老院。而街頭仍持續湧現新的遊蕩犬，收容空間卻無法消化，形成另一種惡性循環。
在這樣的背景下，部分動保團體開始推行 TNVR（捕捉—絕育—疫苗—回置），希望以「減量」方式逐年降低街犬數。然而 TNVR 本身也引起生態爭議──即便絕育後，犬貓依舊會捕食野生動物、干擾生態環境，因此野生動物團體普遍反對，使台灣的政策在動保與野保之間來回拉扯、停滯不前。
總的來說，台灣的遊蕩犬管理仍處在「練等級」階段，制度、文化與社會共識都還在摸索。也因此，或許能從國外案例找到一些方向。
二、收容體系比較：台灣 vs 國外
（1）台灣：收容容量不足、制度分裂、志工撐起半邊天
台灣的收容體系同時存在「公共收容所」與「民間動保機構」兩條線，兩者在資源、理念與執行方式上差異巨大。公共收容所常面臨收容量不足、人力有限、醫療資源匱乏等問題，領養流程雖逐年改善，但仍受行政與場地限制。而許多民間收容家戶則以志工為核心、捐款為主力運作，雖有更高的照護彈性，但也因資金與專業度不穩定而易陷入惡性循環。加上零撲殺政策後，收容空間消耗更快，使「領養 vs 回置」的矛盾成為政策與地方團體的常見衝突。
（2）英國：官方短期託管 × 民間組織長期照護的雙軌制度
英國的收容制度由地方政府與大型動保團體（如 RSPCA）共同維繫。政府單位負責短期託管，符合晶片規範的迷走犬通常能迅速找到原飼主；無晶片的犬貓則會在短期內轉至民間收容或進入領養機制。英國強調「追溯飼主責任」——晶片強制、棄養屬刑事罪、違法罰款高昂，因此街頭流浪犬貓極少，收容量相對穩定，經費與志工系統也更完善。核心重點不是「收容」，而是「讓動物不需要被收容」。
（3）德國：Tierheim（動物之家）——捐款與制度共構的高標準收容模式
德國的動物之家（Tierheim）多半由 NGO 與地方合作營運，擁有高品質的環境與穩定的捐款來源。德國幾乎不實施安樂死，因此收容所本身的運作成本極高，但也因此強化了飼主自律：養狗需要取得養狗證、繳狗稅、購買保險，棄養成本非常高。換句話說，德國的收容體系不是在「處理後果」，而是在「嚇阻不負責任的飼主行為」。
（4）土耳其：街犬共存文化 × 政策與現實的矛盾
土耳其長期採取「街犬共存」模式，法律禁止捕殺或移除，市政府負責結紮、疫苗與餵食站。街犬在社區中視為文化的一部分，宗教情感與歷史背景使民眾對犬貓包容度極高。然而，近年伊斯坦堡在城市管理壓力下開始施行嚴格禁令，禁止在都市區域餵食街犬。官方說法是為了降低垃圾、病媒與攻擊事件，而非針對狗本身。這反映了土耳其面臨的矛盾：文化支持共存，但人口密度與衛生壓力使城市不得不調整策略。
英國與德國的成功來自強大的法制與高自律文化；土耳其的共存源自宗教與社區習慣；台灣則卡在文化衝突與制度轉型之間。
三、飼主責任教育：文化 vs 法制
（1）台灣：法律寫得漂亮，但文化與執行力跟不上
台灣雖有強制晶片制度，但實際登記率不佳、領養審查也不嚴格，加上棄養成本極低，使源頭問題持續存在。飼主教育仍停留在宣導與勸說階段，沒有足夠的強制力與社會壓力，使政策效果大幅打折。
（2）英國：強制晶片 × 嚴罰制度，責任從「預設」開始
英國對飼主的期待是制度化的：
未植入晶片：罰款
棄養：刑責
狗造成損害：飼主必須負完全法律責任
英國社會普遍認同：「如果你決定帶一隻狗回家，你就必須承擔牠的一生。」因此飼主違規行為少，流浪犬也少。
（3）德國：不是訓練狗，是訓練飼主——「養狗證」制度
在德國，人成為合格的飼主比狗聽話更重要。許多邦要求飼主須通過理論與實作考試，證明自己了解犬隻行為、法律義務與公共安全常識。這不只是法規，更是一種社會倫理：既然你選擇養狗，你就必須負完全責任。於是棄養、失控犬、咬人等事件大幅降低。
四、源頭管理：不是管理流浪，是管理人
台灣目前的主流措施包括捕捉、推廣領養與 TNVR，但這些都屬「末端管理」。
英國與德國則強調：
- 高額罰款
- 取得飼主資格
- 生物紀錄完整化
- 社區與政府協同管理
核心精神很簡單：
減少街犬的方式不是「抓更多狗」，而是「讓更少的狗被棄養」。
五、民眾意識：餵食行為與城市倫理
（1）台灣：餵食是慈悲？還是另一種放生？
台灣餵食行為普遍，但後果包括：
- 食物殘渣吸引害獸（老鼠等）
- 街犬集中 → 咬傷、追車
- 生態壓力增加
- 衛生爭議
動保界與保育界立場尖銳對立，反映出台灣對動物的情感遠強於城市管理的規範。
（2）英國與德國：餵食街犬＝破壞秩序
英德皆視餵食街頭犬貓為干擾管理的行為，甚至可能觸犯法規。理由很直接：
餵食會讓街上永遠有狗。
而街上有狗表示管理制度失敗。
（3）土耳其：餵食是一種文化義務
在土耳其，民眾、店家甚至市政府會為街犬設置庇護小屋、供水器與乾糧。這不只是行為，而是文化傳統與宗教觀念的延伸。然而犬群規模過大、TNR 執行落差，也造成生態與公衛爭議，讓政府近年不得不介入限制餵食。
六、結論
如果台灣要真正往前走，關鍵已經不只是「政策要不要改」，而是「執行力能不能跟上」。從各國經驗來看，台灣未來可能需要：
- 強化飼主責任制度（向英國、德國靠攏）
不只是法律寫得漂亮，而是要讓飼主真正具備責任感。
義務教育、完整罰則、確實晶片登記——這些並不是負擔，而是文明飼養的最低門檻。 - 讓收容所從「救火型」轉向「預防型」
現階段收容所過於依賴志工與愛心，反而忽略了「行為訓練、轉介系統、中途機制」等能降低收容壓力的長期策略。
收容所不是最後的安置倉庫，而應該是「人與動物重新連結的起點」。
台灣的動保法規其實已不算落後，甚至有人說我們的條文「看起來」走在世界前段。
但問題不在於法規，而在於——執行不夠完整、管理不夠細緻、落實不夠徹底。
尤其是晶片登記不確實、棄養難以追查、繁殖源頭仍有灰色地帶，加上社區餵食缺乏一致管理，使得政策常常被迫在「動物福利」與「公共安全」之間來回拉扯。
要讓台灣真正減少遊蕩犬貓，在於讓現行制度可以被社會真正使用、理解、遵守。
希望有一天，當我們走在台灣的街頭，不再是看見毛孩「流浪」，而是看見牠們被好好守護。
參考資料：
Istanbul Implements strict ban on feeding stray dogs in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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