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性別成為壓力 職場中的不平等

【記者   王紓綝／綜合報導】

記者伊藤詩織以《黑箱日記》揭開日本職場性暴力的沉默。當女性在職場中遭遇性侵或性騷擾，除了身心創傷，還得面對輿論的審判。從揭露到申訴的每一步，都夾雜著壓力與不信任。面對結構性問題，台灣如何從制度與文化雙面向出發，打造真正安全、平等的社會？

從日本到台灣   壓力如影隨形

日本記者伊藤詩織以自導自演的《黑箱日記》入圍2025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日本導演，也是日本首位公開指控遭權勢性侵的女性。影片不僅揭露受權力壓迫下的真相，也引發社會輿論的兩極反應。面對檢討受害者的聲浪，《黑箱日記》更凸顯了日本社會對於性暴力議題的保守與壓抑。

在台灣，女性在職場中可能遭遇不同形式的性騷擾或歧視，無論是來自同事、主管或其他工作相關人士，都可能造成心理壓力與困擾，而當她們選擇揭露時，仍需承受來自社會的懷疑與指責。

性騷擾不僅是個別事件，而是存在於職場結構與文化之中的普遍問題。根據勞動部統計，113年職場性騷擾通報案件中，肢體性騷擾占比達66%，為最主要的性騷擾形式；其次為口語性騷擾47.2%，以及文字性騷擾17.1%。由此可見，不僅肢體接觸，語言與文字上的冒犯同樣可能造成對於受害者的創傷與心理壓力。

勵馨基金會台南分事務所性侵組吳幸芳督導表示，受害人在面臨職場性騷擾時，常因證據不足而難以提起申訴或訴訟。若騷擾事件不是長期或重複發生，或有錄音、錄影及目擊證人等證據的話，難度相當高。

另一方面，即便提出申訴，受害者也可能面臨二度傷害。包括朋友、家人的不理解、質疑受害者反應過度，或在調查與訴訟過程中必須反覆敘述遭遇，造成心理負擔。尤其在高階主管涉及事件時，公司可能因經濟利益而選擇保護加害者，僅採取行政處罰而不解聘，讓受害者感到無力。且台灣社會仍容易檢討被害者，忽視性騷擾對當事人的心理創傷與職場影響，使得受害者採取行動時面臨諸多困難與壓力。

因此，許多受害者會在考量自身工作穩定性後，選擇隱忍或自行規避，藉由觀察周遭環境以減少與潛在加害者接觸。

照片

通報數據顯示，職場性騷擾仍普遍存在，反映性別不平等待改善，凸顯打造安全平等的工作環境的重要性。【記者　王紓綝／製圖】

從法律到實務   受害者的申訴之路

在職場性騷擾案件中，依據《性別平等工作法》，事業單位負責初步調查與保護措施，受害者若對結果不滿，可向市政府勞政單位提出申訴。但這套制度主要追究雇主的責任，對加害人的處罰權限有限，若想追究責任，仍需走司法程序。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勞動力及青年發展科吳科長指出，許多申訴人（受害者）希望雇主能處罰加害人，但中小企業普遍缺乏專業人力及相關經驗，因此常因證據不足而導致初步調查報告不完整，難以進一步懲處。此外，案件多屬感受性問題，判定難度高；且加害人是否為非特定對象，法律在判斷此類案件時就會產生模糊地帶，例如超商店員面對顧客的情況，《性別平等工作法》只能去處理雇主和申訴人，但因為和顧客並沒有僱傭關係，這時候應該以《性騷擾防治法》去處理。

類似情形也常見於房仲業者帶客戶看屋、醫療照護人員照顧病患等場域，這些角色雖在履行工作職責時與他人互動，但加害者並非雇主或同事，導致責任歸屬與申訴管道更為模糊，也增加受害者尋求協助的困難。

因此吳科長認為實務操作上，《性別平等工作法》與《性騷擾防治法》需要銜接、同步運作，以確保受害者權益不因制度邊界而受限。然而，現行制度因兩者分屬不同主管機關與處理流程，無法整合為單一服務窗口，使受害者在申訴或求助時，仍需同時面對不同體系的程序與判定標準。加上一般民眾對申訴機制的認知不足，也讓求助之路更加艱難 。

照片

以嘉義市來說，中小企業居多，依員工規模分級採取性騷擾防治，但專業調查人力不足，申訴報告常不完整。【記者　王紓綝／製圖】

從家庭到學校   尊重與平等觀念的建立

雖然現行法律對性騷擾的規範仍在持續精進，吳幸芳督導認為，要真正降低性暴力的發生，需回到教育層面。應從小學習尊重他人、理解身體界限。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