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災區教師兼志工對花蓮縣府指揮體系的公開譴責
光復救災協調失靈與領導缺席的沉重質問：
災區教師兼志工對花蓮縣府指揮體系的公開譴責
前線教師兼災民的沉痛發聲：從克制到公開的控訴
【花蓮/光復 記者/程德昌Valjeluk Katjadrepan】
今(10/1)天一名在花蓮光復地區參與救災的前線大進國小教師兼受災戶，打破了其原先希望保持低調、讓社群媒體流量專注於災民需求的克制態度，對花蓮縣政府的救災協調機制與高層領導提出最嚴厲的公開質疑。該名志工的居所同樣受到淤泥侵襲，目前暫居於被徵用為災民收容所的大進國小。從受災者和志工的雙重身份出發，他所觀察到的，是中央與地方在救災體系上嚴重的脫節與指揮體系的失能。
救災體系的雙頭馬車：中央與地方的錯位協作
在光復地區的救災行動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救災資源的協調混亂。根據該名志工的觀察，中央政府層級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會）展現出高度的執行力，不僅迅速在光復車站門口設立協調所，更直接派遣專人協調志工，進入受災最嚴重的阿陶莫部落進行支援。
然而，花蓮縣政府的作為卻被認為未能與中央力量有效整合，反而在車站內部設立了功能重疊的「志工平台」。這種各自為政的設置，導致中央與地方力量形成了「雙頭馬車」的窘境，不僅資源分散，更造成了前線志工在協調執行上的困擾。前線志工質疑，在如此緊急的災難時期，縣府為何不積極尋求與中央資源的通力合作，反而選擇建立獨立且效果不彰的平台。
物資分配的官僚僵化：識別證與浪費的悖論
在災民收容所內，更令人憤慨的是物資分配的僵化指令。該志工親身經歷了收容所內物資豐沛，甚至達到必須浪費丟棄的程度——在前一晚八點多仍有大量無法發完的便當與熟食被迫丟棄。然而，在物資充裕的前提下，收容所卻收到了來自上層的指令：災民必須佩戴識別證才能領取物資，甚至連早餐都不例外。
志工強調，這並非基層公務員的過錯，而是上層決策者設置的荒謬門檻。在災難當下，這類毫無必要、僵化死板的官僚規定，不僅為身處困境的災民增添了不必要的領取障礙，更使得前線公務員處於兩難境地，進一步凸顯了縣政府在管理與人道考量上的嚴重失當。
指揮中樞的集體缺席：縣長領導力的「統御術」爭議
對於縣政府高層的運作模式，志工提出了最嚴厲的批判。他引述一名南下五十公里仍難以調到所需救災資料的縣議員的經歷，證明縣政府的資訊系統和指揮功能已經接近癱瘓。志工的矛頭直指縣長徐榛蔚，質疑其在災害發生後，為何長期缺席於指揮中心，直到災情記者會才首度召開。
他直言，這種行為並非真正的指揮調度，而是高層領導者慣用的「國王、王后」統御術：透過與災民的公開「擺拍」，製造親自關懷的政治假象，以博取民意，實則卻忽視了縣政府作為全縣資源協調與調度「大腦」的核心職能。該志工總結，這種將職責棄置一旁、專注於個人形象的操作，無異於將縣政府的大腦玩到「腦死」狀態。
魚肉與刀俎的比喻：以民意力量迫使合作
在憤怒的結語中，該名志工將災民的處境比喻為「魚肉」，將只顧政治作秀的領導者比喻為「刀俎」（「災民如魚肉，王后如刀俎」）。他強烈譴責這種行為是「魚肉鄉民」，惡劣至極地將人民當作政治人質。他強調，這番言論願負一切責任，並公開呼籲媒體與網友轉發，讓民意力量成為逼迫縣政府必須立即與中央政府合作的唯一途徑，以終結這場因領導失能而導致的救災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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