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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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上)

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寫於2005年10月5日 

籌備將近四年、整理歷時兩年,全文35萬字, 1800 張歷史照片與史料,匯集了這套圖文並茂的《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許多人士的鼎力協助,這一套令許多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所矚目期待的書籍,《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共分為上、下兩冊),千呼萬喚始出來,於2005年10月出版,並將於10月12日下午三點於台北市紅樓劇場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

一、編輯團隊,各就各位

這套有關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出版計畫,原先是由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兩人共同構思,他們打算將自己所設計並珍藏保留的有關民主運動的文宣、傳單集結成冊,以對過去的歷史做一個紀念。他們兩人同時也找了民進黨圈內的大姐頭--袁嬿嬿(袁姐),商談出書的可能性,邀請她任總策劃,並請姚嘉文與陳菊擔任編輯顧問。接著,小邱與富忠也邀黃怡、黃惠芬和我共同參與本書的編輯工作。

1987年,我大學畢業,因實際參與一些雜誌如《台灣新文化》、《民進報》的編輯工作,先後與黃怡、小邱共事。在台灣政治解嚴後、社會運動最為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剛從輔仁大學社會系畢業,正好躬逢其盛而投身其中。

1989年12月2日,全台舉行三項公職(縣市長、立法委員、省市議員)選舉,這是台灣自解除戒嚴以來的第一次大選。這一年,我實地參與助選工作。

大選過後,許多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贏得選舉,進入立法院;1990年,我也跟著轉型,任職國會助理。不久,我出國進修一年,在英國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回台之後,我仍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改革活動。

我踏入社會後,第一個接觸的工作夥伴,就是黃怡。長期以來,黃怡都在文化圈內,認真努力地從事寫作及編輯工作。對我而言,黃怡幾乎扮演一個亦師亦友的角色。與她認識的這十八年來,我們偶爾有工作上的合作機會,但她一直是我的最誠摯的朋友。我們有時會分享彼此的觀點、對社會或政治的評析,以及對人生的看法。她目前為故鄉出版社的《重現台灣史》系列叢書的總編輯。她的想法是,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能夠好好為「台灣史」做點事就做,做多少算多少。

2004年初,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向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鄭文燦提出編輯贊助計畫。6月,張富忠、小邱、黃怡和我四個人,在小邱家裡,暢談了七、八個小時,我們對談的內容愈談愈豐富,於是初步擬定一個編輯計畫,以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為著作者,黃怡任主編,我任執行編輯而定案,並且擬定編輯、完稿、印刷、出版的概略日期。

過去,我曾經參與台灣的反對運動。現在,我參與編輯這套書。藉著這個機會,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讓我感觸良深。但是我已很久沒有提筆寫作了,所要面對的這個編輯工程,卻又是非常龐大。因此,在這次的編輯會議後,我與小邱討論,就決定從我熟悉的1986年歷史開始編寫撰述起。

二、史料呈現,原汁原味

這套書實際上真正執筆的是張富忠、邱萬興和我三人。張富忠對於1975年到1980年間的台灣民主運動史,特別清楚,因為他本人就親身參與這個階段的民主運動。他以自己獨特的筆觸,寫下當年黨外運動與國民黨抗爭的經過,其中有不少珍貴的史料或感觸,都是以前不曾發表過的。

張富忠為了編好這套歷史大書,花了不少時間,積極走訪當年曾一起奮鬥過的同志友人,才把當年的原貌完整呈現。套一個張富忠在本書裡最常用的字眼,那就是「原汁原味」了。

張富忠真正開始執筆寫稿的時間,約從2005年年初開始構思。他一直很心儀日本文化,7月前又數次前往日本。編稿的時間逼近時,他有時到小邱工作室來一邊找資料一邊寫稿,有時整堆資料捧回去而待在家裡振筆疾書。我和小邱便私下戲謔他「像一個尚未完成暑假作業的學生,面臨即將結束的暑假假期,只好頭上綁著頭巾拼命努力趕工……」

張富忠寫稿的方式,令我們嘖嘖稱奇。他不會用電腦打字,於是拿出上個世紀末的「立法院稿紙」,很認真地一字一字地用筆寫下。15年前,我擔任國會助理時就非常熟悉的稿紙,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真的覺得彷彿時光倒流一般。張富忠稿紙上強而有力的字跡,好像正訴說著:「我就是歷史。」

剛開始撰稿時,我總是從小邱工作室裡,抱著一大堆的書籍、影印資料回家整理,等我寫完稿後,我再用電子郵件把文稿傳到工作室去。這樣,讓我這個久未投入就業市場的全職媽媽,不必浪費交通往返時間,可以放心地兼顧小孩和工作。然而,這個做法,卻也讓我在家工作時,公私的界線難以釐清。

三、「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

有時寫作的思緒才開始流暢時,八歲的女兒卻返家要吃晚餐了。好不容易在晚餐收拾後,又得先處理她的學業與功課。她的問題解決後,我打開電腦要寫稿,她的小臉蛋竟又湊到我的電腦螢幕上,盯著我的文稿看。有一次,她看見我的文稿上寫著「農耕機進攻總統府」的小標,就好奇地問了我一句:「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我據實以答:「李登輝呀!」接下來,她就問了一句令我啼笑皆非的話:「咦?現在的李登輝不是好人嗎?他以前是壞人嗎?」

我把女兒安頓上床休息後,我的思緒若還清晰,則有時要工作到深夜;如果思緒跳開了,只好用筆在紙上記下摘要,次日再重新構思。漸漸地女兒也抱怨起來:「媽媽怎麼常常『黏』在電腦前面?」

慢慢地?著工作量和時間壓力的增加,我不得不調整工作方式和型態,因為資料雖然帶回家,但有時需要佐以其它相關的參考文件時,總還是缺東缺西的,我只好乖乖地採上下班的方式,進小邱工作室執行編寫工作。

為了因應龐大的文字工作量,小邱工作室裡處理文字的電腦已不敷使用,小邱只好另行添購一台電腦來加入工作行列。我們有時為了找一份當年的運動傳單或海報,兩、三個人就擠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翻箱倒篋不斷地搜尋,直到那份資料在某一個檔案夾中被我們找到為止。

四、回歸歷史原貌 

我從1986年開始整理撰寫,往後一路寫到2000年,然後回來整理1981年到1985年的歷史。其間,小邱和張富忠也提供給我非常豐富的歷史資料與歷史觀點。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也有些許統獨不同觀點的拉鋸戰,但是,最後仍回歸到歷史的原貌。

我所編撰整理的史料中,讓我最為感動的是,許多為民主運動人士犧牲奉獻的精神至死不變。遭警總約談後而陳屍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博士、返鄉受阻的陳翠玉博士、拒絕被國民黨拘提的鄭南榕、鄭南榕喪禮後遊行於總統府前,遭拒馬橫阻而自焚的詹益樺、為民進黨勞心勞力的傅正老師、先堅持自由主義後力倡台灣獨立的張忠棟教授……等等,這些人物都在我們編書過程中,再度鮮活地躍入我的腦海,讓我感受到他們為民主理念堅持不懈的精神。

編輯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少挫折。小邱告訴過我,他曾經以為這個編輯計畫可能會失敗,但姚嘉文、陳菊與范巽綠等人一直鼓勵我們要堅持下去,他們提出許多編輯方向,後來直到我慢慢一年一年地把史料編寫下來,他再配上圖片,那份編輯一本好書的成就感才逐漸浮現。張富忠大概也有同感,直到小邱和我把下半冊1988到2000年的文章定稿後,他的寫作慾望才漸漸被激發起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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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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