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楊文（荒野國際事務工作委員會召集人）
幾年前荒野在花蓮關心台九線省道的擴寬問題，保護花東海岸線的生態，與某些贊成開發的當地居民溝通時，當地居民常常質疑「你們又不是花蓮人或當地居民，關你們什麼事？」換言之，這樣的質疑意指「即使真的是『我們的』居住環境弄壞，是我家的事，又干卿何事？」從另一方面來說，也似乎在質疑「你們這些人也真奇怪，為什麼要這麼多管閒事？」
如果有一個人聲稱某人是他的奴隸，並公開地鞭打、凌虐之，相信會引起公憤；但是這景象如果發生在百年前，也許在許多蓄奴的地方或國家，當人還可以成為某人的財產時，這種踐踏人權的現象可能還是司空見慣，他人無法置喙；試想在今日如果有任何人敢以私人財產為藉口，凌虐他人，不是立即受法律所制裁，就是成為全民公敵、萬夫所指。為何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時空卻有相異的結果？
簡單的說這是近代人權奮鬥與伸張的結果，造成法律、觀念甚至文化上的改變。但是自然生態的種種生命呢？任何人是否有權，或是不受公眾的制約，毫無忌憚地對待或處理自然生命呢？這個問題在目前而言，恐怕在不同時空會有不同的答案。
有個關於一群台灣人初次出國旅遊的故事。起初個人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安分守己等著同團夥伴，慢慢聊熟了，在難掩出國的興奮情緒下，開始高談闊論起來，抽煙、檳榔隨手就丟；仗著人多勢眾，該排隊時興高采烈亂成一團，無視其他乘客的異樣眼光與服務員的勸說。這群人就這樣一路嘻鬧，直到抵達機場，更是興奮異常、高聲闊論，這群人中突然有人說話了：「注意注意，這裡是日本，要守規矩」，話一說完，果然這群人不再大聲說話、亂丟垃圾，並且按照順序排隊等待入境。
人的行為價值觀會影響環境，環境也會影響人的行為價值觀。
當荒野決定要成為國際團體，走出台灣，推動全球無國界荒野保護運動，並成立負責這項任務的「國際事務工作委員會」（International Affair, IA）。這是一項在台灣生態保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任務，在極為有限的資源條件下開疆闢土，加上經營管理無前例可循；當我們提出這樣的願景時，聽者常常會流露出狐疑的表情，認為荒野只是一個民間組織、一群公民的組織，在台灣都無法「發大財」、「成大名」，憑什麼資源或優勢得以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團體？
確實，走出國界，超越語言、文化界限，推動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荒野保護運動」，或是關懷「他人」的環境時，免不了重複地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憑什麼去管別人的『家務事』」、「又為什麼要去管？」，「荒野在台灣的成功經驗是否也能在異地推動？」等。在面對異地、異文化時，荒野的經驗認為「人在面對土地時，應要謙卑」，而非堅持己見，強力推銷先前的經驗；如此才能形成一種新的互動，不僅僅單方向將荒野在台灣的經驗嵌入對方的生活中；另一方面也是檢驗荒野現行的理念與做法，在異時空文化中是否也能奏效生根，甚至能回饋到台灣的荒野經驗之中。因此，在進行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常自省的問題是「當我們到一個新地方時，帶給人家的是什麼？」、「面對新領域時，是否尊重他人？是否開放到足以創新？」
面對未來，唯一可知的是將會面對許多無法預期的問題。或許可以從歷史與解決生態的問題兩個角度，來增強我們走向國際的信心。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遷徙擴張史
其實不單是人類這個物種有遷徙擴張的傾向，地球上幾乎所有的生物物種，都具有如此的生命現象，如最常見的菊科植物，當開花結果後，毛茸茸的翅果，就是一個構造精緻的遷徙飛行器。在人類近代歷史上來看，西方的航海時代後所肇起的大探險、大傳教時代，背後都有絕大的商業貿易的經濟利益或是宗教理念支撐；明初的鄭氏大航海，成就開萬古創新，然而以政治為出發動力，不難理解最後終將消逝在朝代更替的演變中。無論如何，這些行動都曾經啟迪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只是結果的時間長短，影響的深遠有別。
記得1994年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400週年紀念，我與一位法國籍的益友在美國某一鄉村戲院觀看哥倫布傳記電影。當時全戲院只有我們兩人，看完後，法籍朋友問我：「你相信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嗎？」朋友說他不相信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但是重要的是，他有一個寫歷史傳記的兒子！
凡走過的不一定留痕跡，個人走過的痕跡需要史學來紀錄；西方組織管理學家曾說：「個人的生命有限，而組織的生命無窮」。在東方的社會確實還很少見到歷史悠久的組織，我們自然希望荒野能夠成為即長久又寬廣的組織，除了你我無私地在這塊土地的貢獻之外，肇使越多的人在越寬廣的土地貢獻，似乎是讓荒野的精神理念能永續發展的屏障。
地球生態到底發生了哪些問題。
同樣的，也不單單是人類這個物種才有能力改變地球生態，地球的生態是由所有生命共同組成的。在地球45億年漫長的歷史上，許多物種曾經大規模的改變地球生態，滅絕其他的物種，例如地球在形成的初期，氧氣所佔的比例並不似今日這麼高，那時的藻類長期不斷排出氧氣這種「廢氣」，結果毒死了自己，也改變了地球生態，造成喜氧生物的興起。
人類改變地球生態的能力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有人將人類比擬成地球的癌細胞，在無限制的擴展情況下，已經快速地破壞地球生態，造成許多物種的滅絕，許多人類將自食其果的跡象慢慢顯現。而唯一能夠制止人類無限制地破壞生態的方法，在於人類自身的覺醒，唯有人類自己才能解決人類破壞的問題，這也是生態保育運動興起的原因。
在地球生態的保育議題中，有一個很有名的「河馬（hippopotamus）窘境」，是以5個英文字母通括地球生態環境現時所面臨的困境，這5個字母剛好組成英文HIPPO「河馬」這個字的簡稱。H指的是野生動植物居住的棲息地（Habitate）遭到破壞，這也是人類在各項經濟活動開發中首要造成的；I指的是人類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引入（Introducing）新的物種，造成原有生態環境的改變，例如台灣的福壽螺問題；接著，第一個P是指人口（Population），全球人口不斷急速增加，1974年時是40億，1999年底全球人口已突破60億，短短25年間急速增加20億，聯合國估計2050年時全球人口數將達到90億；第二個P是污染（Polution），人類工業化以後所造成的種種環境污染，小如車諾比核能廠的核融合事件，大如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改變等；最後的O是過度使用（Overuse），工業化造成富裕的現象，對自然資源不節制的利用，有些動植物物種因為這種無窮的人類私慾而滅絕。
荒野成立8年來，可貴之處在於推廣自然教育的過程中，成功地為一般民眾提供參與保護自然環境的舞台，這是一種與自然切合的新生活方式，也是荒野之所以永續發展的生命力來源。從信仰或信念的角度來看，生態保育工作像是一種形成中的宗教，試著改變現有的生活形式，甚至法律權力，以修正不利自然環境的生活型態。雖然說天底下已經無新鮮事，如果放到時間軸上檢視，在秉持愛護自然荒野的理念下，今日所作種種看來微不足道的足跡，是否真能達到保護自然荒野？答案就在荒野循序漸進的實踐之中。
(本文刊載於荒野快報1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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