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說話，但我是客家人」──一位客家阿公的記憶遷徙史

公民記者 李彥妮 屏東採訪報導  

　　「我今年八十三歲。」德興阿公坐在厚實的紅木椅上，露出少了兩顆門牙的敦厚笑容。

　　「毋是！」一旁另一位阿公爽朗的插話：「伊今年九十一歲啦！」

　　核對資料，德興阿公實際的年齡是九十一歲。阿公清瘦的身軀，緩慢但穩健的步伐，確實更似八十出頭，可直到訪談開始，那走的更前面、更遙遠的記憶，才悄悄在談話中浮現。

　　「我不會說話。」德興阿公一開始便這麼說，沒有一定、想不起來了，相似的回答出現在不同問題中。關於家人，他記得父母與姑姑，可無法細數兄弟姊妹；童年料理和過年過節的記憶已經喪失了細節；他向訪談者羅列去過的地方，有時卻回憶不起做了些什麼，為何前往該處；問他人生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想了想，搖搖頭，沒有一定。

　　年紀記錯，時間線不清楚，有時天外飛來一筆，耳提面命工作上應注意的細節。下一刻又忽然說想吃飯睡覺。

　　時不時，他正在回想，眼光餘光瞥見電視聲光喧嘩，阿公的注意力又被吸引過去。

　　「我不會說話。」阿公說自己不太會講國語，也不太會講台語。有時想要說些什麼，卻難以轉換為語言。「我是客家人啦。」

　　九十一歲的德興阿公，約莫出生於一九三五年，來自屏東內埔──六堆客家聚落中的後堆。出生於日治時期，成長於戰後台灣。從日本統治到國民政府來台，語言政策幾經轉變。隨著國語政策推行與電視媒體普及，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方言被禁止，國語逐漸進入家庭空間，又成為社會中的主流語言。

　　訪談中那些難以表述的感知，無法輕易推斷原因──也許是出於朦朧的記憶，或萍水相逢的互動關係，亦或者德興阿公的一段段生命經驗，仍暫時找不到合適的語言。

　　記憶正在流失，語言變得困難。然而，在這些斷裂與跳躍底下，仍根植著貫穿人生，鮮明而穩固的身分認同。無論提及什麼，阿公的敘述總會帶上客家的影子。

　　年輕時的德興阿公，生命中一直在移動。他曾經在內埔、麟洛、竹田、屏東、台北之間來回奔走。做過水電工、模板工人、搭過棚子，也種過芒果。哪裡有工作，就往哪裡去。「有人叫，我就去。」後來自己買了車，更常到處跑。

　　談到台北，阿公表示在台北工作很累，但機會比較多。工地裡有客家人，客家人會互相幫忙，介紹工作、彼此照應。那種同鄉情感的連結，即便過了多年，仍留在他的記憶裡。

　　見過台北高樓拔起的輝煌，德興阿公卻說內埔很大，「比麟洛還大，市場啊，很熱鬧。」他記得內埔有一萬多人，很多客家人，自己一大家子都是客家人。

　　內埔、麟洛、竹田，那些移動的足跡，恰好也與屏東六堆客家聚落的地理分布重疊。前堆的麟洛，中堆的竹田，後堆的內埔。這些地名不只是地圖上的行政區域，更是德興阿公的生命裡，反覆途經的道路。

　　對許多客家人而言，遷徙不是陌生的事情。

　　從中國南方歷經多次遷移，落腳臺灣，再離開家鄉進城工作，客家族群本身便是一部不斷移動的歷史。在漫長的遷徙之中，客家人逐漸形成了勤儉、刻苦、團結的族群形象。阿公並未以這些用詞形容自己，但其人生軌跡卻與這些特質隱隱重疊──為求溫飽奔波勞碌，為了生活適應異鄉；他透過身分認同尋找關係，藉由相互扶攜建立歸屬。

　　德興阿公的一生都在移動。記憶不受限於年份的排列，而是自由的流動聯想。一份工作牽起一份工作，連接起一連串的地名，從內埔到麟洛，麟洛到竹田，竹田來到屏東、台北，最後回到家鄉內埔。

　　年輕時，德興阿公在不同地方之間奔波；老了以後，他的記憶也依舊在那些地方之間流連。

　　對話的空白處，阿公偶有平靜的失神，眼神被遠方牆邊躍動的電視吸引過去。他端坐在傳統的深色實木椅上，腳下踩著泛灰的磨石地板，頭上是緩緩轉動的古銅吊扇。即便像被封存在靜謐懷舊的時光中，仍有鮮艷飽和的畫面不斷放映。更新著，將記憶帶回眼前的現在。

　　沒有一定。德興阿公漂泊的一生，看似無根，連記憶和語言也未清楚的留下，卻始終緊緊追隨一個身分認同。

　　回頭，阿公像是又想起什麼似的，說出那句反覆出現、始終沒有改變的話：「我是客家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