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921大地震重創台灣，卻也因此激發了大規模潛在的民間力量，以及曾經有名無實的社區意識，對於當時仍在國外的我而言，在此歷史性的集體經驗中缺席，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遺憾。也因此，當88風災發生後，第一個在我腦海中形成的意念是：我們能做些什麼、該做些什麼？
考量自己的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當此救命的關鍵時刻，似乎並無可為之處；再考量南北距離的問題，就長期參與而言，似乎不方便，也降低其可行性。但是，從媒體傳來的訊息令人坐立難安，除了災害的嚴重性和普遍性遠超過預期，救災行動的遲緩和缺乏效率也叫人跌破眼鏡，台灣怎麼變得這麼脆弱？歷年來，我們從大地反撲所學習到的教訓還不夠嗎？難道921大地震的救災經驗都是船過水無痕，沒有留下任何經驗承傳嗎？當然，一切的問題都有其源頭，面對混亂和失序，政府的責信總是首當其衝。
作者：葛書倫
儘管921大地震重創台灣，卻也因此激發了大規模潛在的民間力量，以及曾經有名無實的社區意識，對於當時仍在國外的我而言，在此歷史性的集體經驗中缺席，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遺憾。也因此，當88風災發生後，第一個在我腦海中形成的意念是：我們能做些什麼、該做些什麼？
考量自己的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當此救命的關鍵時刻，似乎並無可為之處；再考量南北距離的問題，就長期參與而言，似乎不方便，也降低其可行性。但是，從媒體傳來的訊息令人坐立難安，除了災害的嚴重性和普遍性遠超過預期，救災行動的遲緩和缺乏效率也叫人跌破眼鏡，台灣怎麼變得這麼脆弱？歷年來，我們從大地反撲所學習到的教訓還不夠嗎？難道921大地震的救災經驗都是船過水無痕，沒有留下任何經驗承傳嗎？當然，一切的問題都有其源頭，面對混亂和失序，政府的責信總是首當其衝，簡單講，就是這個政府太爛了。
風災後的第二天晚上，在家看著電視乾著急時，學生來電改變了一切：「老師，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討論半天，總覺得可以做些什麼吧？」面對她一連串的問題，我有如一個因焦慮受困而不斷踱方步的人，被人猛地往前推了一把，不由得跨步行動起來：「是的，為什麼不可以先行動？連學生都有這個見地，做老師的我，怎麼反倒瞻前顧後，不行動呢？」
掛下了電話後，我們就分頭開始行動了。打電話給「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理事長萬心蕊老師，確定了策略和原則，以及如何徵調南部會員排班。儘管現階段談社會心理復健仍言之過早，只要不妨礙救災行動，我們就去參與配合，從中理解學習，以為未來的長期復原鋪路。
再來，透過一些組織運作，連結在地資源：高雄縣衛生局，確定我們的角色就是陪伴災民、提供心理支持，就是「安心關懷」。
坐上了高鐵的免費班車南下「救災」，旅途中發現整個車廂坐的全是搭免費高鐵響應救災的人，乍看之下，都是年輕人，一路上看著他們蹦蹦跳跳、吱吱咂咂，感覺好像一場救災嘉年華。
進到了高雄縣某處做為臨時庇護所的教會，準備要去做事先被安排的「安心關懷」工作。教會場地很寬敞，有會堂、辦公室、中庭、圖書室，放眼望去，氣氛還算平靜、有秩序，受庇護的居民三三兩兩、或靜坐或聊天。志工倒是不少，但看不出在做什麼。心想自己初來乍到，搞不清楚狀況，不想太快把自己預定的角色硬插進去，就先觀察觀察。
過程中，發現除了政府進駐的護士和就業輔導員外，還有和政府簽約進駐的某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人員，另外，還有數不盡的志工，聽說還有藝人，已到達的、陸續進場的，把一個算是寬敞的地方硬是搞得熱熱鬧鬧、人聲沸騰，從小孩到大人，活動不斷，各個機關團體輪番上陣，大概居民也被搞得很累，常會發現參加活動的志工比居民還多，甚至聽到：「大概有150幾個人吃飯，聽說志工比居民還多。」意識到自己是個閒置人口，又沒有任何夥伴，卻要裝得一付很有事做的樣子，心中好不尷尬、懊惱。
不好老在外面晃，我躲回有冷氣吹的辦公室，會堂和充做寢室的圖書室都是全天冷氣開放，看看找不找得到事做。幾個小時下來，這才發現從台北、新竹、彰化和屏東，先先後後至少來了四、五個教會的志工們，再加上政府部門來做需求問卷調查的公務員，及好幾位非營利組織的成員，硬是把工作人員和教會的牧師忙得團團轉。除了電話不斷外，也要和以上團體開會，聽來全是說明現況和商量可以做些什麼之類的。
我一個人，沒什麼人理，雖然得自求多福，倒也較心安，至少不必勞煩人家來應付我、幫我找事做，既然誰都不用應付，但不知怎地，心中有一股揮不去的罪惡感，覺得對不起高鐵的免費車票，更為社區放下的一堆待辦事項焦慮。我的心安不了，氣自己怎麼糊裡糊塗地加入了一場救災鬧劇。
還好，我發現牆壁上貼的一些表格，包括活動表和分工表，據說全是居民自己動員弄出來的，他們組織了一個自救會，聽說會長今天帶了很多人北上開座談會去了。看到、聽到這一切，在我焦躁的心中，似乎注入了一股清流，相信在這裡，確實有一批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和需要什麼。
好不容易等到煮飯時間，我興奮地跳進戶外廚房問可以幫忙做什麼時，一位居民溫柔地對我耳語：「讓他們做吧，否則閒著沒事煩惱多，來，我帶妳去寢室，妳可以找人聊聊。」這位中年女士不著痕跡地移動我，不僅維護了屬於他們族群自治的界線，也接納了我這陌生無用之人的一絲善心。至今，這一幕仍令我咀嚼不已。
衛生局公務車來接我的時候，正好下了一場大雨，對我而言，似乎沖散了些許暑氣，但卻看到居民們一個個沈著臉，有一個人大聲說：「真受不了這些雨。」上車前，我再一瞥呆了無所事事一天的地方，不經意看到三個仍裹在紙箱中的洗衣機、一堆堆從室內堆到戶外的救濟品、以及一條開膛破肚躺在中庭的無毛全豬，也聽到會堂傳來教會的朋友在準備晚會的聲音，心想：「我們來之前，怎麼沒有人先問問居民需要什麼？怎麼一天下來，就沒有一個辦事的人擋在門口，告訴不斷湧進的人潮和物資，請轉去或轉送其它真正更有需要的地方？難道這些也要靠中央政府來做嗎？」問了這許多問題，其實我也沒有答案，只有阿Q一下：「或許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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