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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在「盡人性」 讀竹簡文章《性自命出》及《性情論》有感（一）
自從上世紀以來，因考古學者的努力，不斷有周、秦、漢時期的古墓被發掘出來，同時伴隨著是眾多的簡、帛文物的出土。令人驚喜的是，文物上記載著，或因秦代焚書，或因年代久遠，已消失的古文。然而，這些古文所使用的文字，現代人如非刻意研究，根本無從讀起。何況有些文字，即便學者們努力探究，仍然是各說各話，莫一是衷。所幸有些文章，同時出自不同的墓葬物，因此提供了互相比對校籌的機會，也因此提高了理解前人哲思的可能性。
然而，面對那些重複出現，看似類近的文章，目前學術界處理的方式，幾乎都是想辦法推敲它們可能最原初的形式。這樣做，筆者卻以為邏輯上似乎合理，事實上卻可能製造出另一篇，異於想望中最原始文章內涵的思維。最明顯的證據便是如《漢書‧藝文志第十》所說：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
又如《荀子‧非十二子》評擊孔子的後學者：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飾其辭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上述現象的產生，極可能由於缺乏物資，也或許為管教方便，古代學子們識字之前，如清末民初私塾教學的方式般，學習以背誦為主，那麼離開老師後，等到有能力了，想記下曾經學過的文章，對於不熟悉的字就很可能發生騎驢尋馬的現象（說不定這便是許多同音字互相借用的原因之一？）。更可怕的是，在缺乏忠實保存原著的觀念下，經過一番世間奮戰後，自己有了不一樣的體悟，便得意的將之加入原先學習的文章之內。如此一來，便會產生異於原文，甚至原旨，的新創作。更何況，秦代的焚書，以及統一文字的政策，把之前約兩千年（或者自有文字記載以來，能展現所有文字變動的資料？）字形記錄幾乎完全清除了，這使得即便漢代以後偶然發崛、得到的古文字紀錄也都難以辨識比對。幸運的是，清末甲骨契文的發現，加上金文長時間的數量累積，使得現代學者有了比較可靠的工具，可以開始重新檢視這些古文字所書寫的文章。
在上述的歷史背景下，也難怪近代學者們都希望能夠藉用新工具，透過對古文字的辨解，還原心目中最原始的文件內容。多數學者朝著那個方向努力十餘年，成果斐然，不僅提供後學者深入理解先哲思維更廣闊的視野，也裨益世人認識古人著重發掘每個人特有本性，再加以調教的教育理念。筆者不自量力，卻想著上述提及的岐化路徑，設想那些類近但不同出處的古文章，它們是否傳載著相異的思維？
《性自命出》及《性情論》便是這樣的兩篇文章。前者出自郭店竹簡，後者記載於上博竹簡，該簡來歷不明，但為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文物市場購回，經年代考證，應該和郭店竹簡的年代接近，約在西元前三百年左右。文章的內容可說是到目前為止，所知華夏文明最早對有關人的心理作用，及其在教育上運用所作系統性的哲學論述。於此同時，兩篇文章所使用的文字造型，透露了兩篇文章作者間潛在的思維差異，使讀者模糊的體會到整個周代文明，從更早的崇尚原始自然觀念轉換到人文思維的脈絡。
整體來說，兩篇文章應該是先哲們在仔細觀察人的種種活動之後，論述“命”、“心”、“性”、“情”、“物”之間的關係，並由此推演“詩”、 “書”、 “禮”、“樂”與之互涉的可能效果，然後進一步說明“學”、“教”在上述過程中的功能作用。在這種論述裡面，讀者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周代以禮制為主的政教系統，似乎原本就立基在人賴以為存的“道運作”本質上，而這個概念，顯然和自漢代以來儒、道之間涇渭分明的現象不相符。因此，自從竹簡出土，其文章內涵使多數學者意識到，有必要重新審視古代華夏文化內的哲學概念，正如同丁原植在《儒家佚籍四種釋析‧郭店楚簡》中所說：『儒家與道家實際上均將周文禮制，重新導回到人存之事的實情上去。孔門弟子應當充分把握這種以自然之運作為人文的根源性質。在古典思辨哲學的後續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以“性”作為“始源”問題的論證形式之一。』。
丁氏的上述說法，確實反映了許多學者的觀點，認為：早期的儒家從孔子弟子子貢所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十三》）到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似乎有個不為人知的發展過程。因此，簡文的發現彌補了這個空白，並且，這些觀念是在孔子身故後才發生的。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孔子說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那麼他所論及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第十七》)有關“性”與“學習”的觀念應該也早就以某種形式存在了，也因此，簡文的主要內涵，特別是前半段關於“生”、“命”與“人性”的部分，不必等待他身故之後才有人發想出來。只是到目前為止，尚沒有看到專論的古代文章出土；或者，早已存在，卻是現代人一直未能辨識、認知而已。本文因此針對簡文的這一部分進行省視，嘗試理解可能隱藏在文字符號內，早已深植於當時哲人心中的訊息。
筆者作這樣嘗試，是建立在下面幾個假設作為基礎的：
設想商、周時期，由甲骨契文逐漸轉換到金文，是漢文字字數逐漸快速增長的時期。
甲骨契文的造字原則，應該以象形為最主要方法形成核心文字，再以其他諸如會意、形聲、轉注與假借為輔助衍生其他文字以及表達方式。但到了金文以後，則以後四者為主。
由商代到周代的文字創作爆發，雖然有許多地域性的特色，但圍繞在中央政權的核心的文字變化，應該才是官方主流，且應該有鬆弛的造字規律性。
即便到了戰國時期，由於崇隆先哲遺訓，所用文句語法應該大多仍然遵行甲骨契文時期語法習慣。
在上述的假設下，目前常用的“文字通假”就有必要慎重，甚至避免，轉而嚐試被經常批判為類似「望文（圖）生義」的「圖形符號解讀」方式（關於此點，筆者認為：古人當其時即然能夠會意以得知，今人何以不能？），但是否能夠避免掉入上述批判所警示的陷阱而正確解讀古文本義，則需要盡可能的以秦、漢以前的文物為主要比對資料加以判斷。然而，撫視千年遺文、字符，方外野士雖盡力揣摩、發想，畢竟難以直通原造字者的初心。因此，只能算是個人臆想。展示同好，不避側目，可自慰為拋磚，實無須介懷。也或許，這種嘗試最終不過是自娛（愚）罷了。
本文主要討論的重點落在“道”、“生”、“命”、“性”與“習”的相關概念，因此關注於簡文的前半段，所用相關文字的可能代表本義，也就是《性情論》的一至七簡所包含的文句；兼論《性自命出》相對應部份的差異之處。目的則是希望能有助益於，現今從事教育工作者在理念上，或可作為確實有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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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教育的目的在「盡人性」 讀竹簡文章《性自命出》及《性情論》有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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