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把對「公正」的討論進行下去

桑德爾：我只是一個教師

我的威力在於引起公共辯論

把對「公正」(Justice)的討論進行下去

2011年05月31日  上海壹周 (2011.5.30)
     
每週都有1000多名哈佛學生走進教室聽邁克爾•桑德爾教授的《公正》課，和他探討當代道德困境，拷問內心的道德與公正。此次中國行，在引發了市場與道德的博弈討論後，他對壹周記者談到了學者的責任，以及有關良知的理性思考

中國之行：市場中的兩個意外
             
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坦言，沒料到自己在中國這麼火。
             
5月22日晚，他此行的第二場講座會場再次被復旦學生擠得爆棚。記者下午4點抵達時，已有學生在門口等候入場。湧入的學生在門開後將所有座位和空地瞬間坐滿，一如幾天前他在清華演講的盛況。學生們對這位來自哈佛的哲學教授並不陌生。他在哈佛教授的《公正》課程的網路視頻已有超過1000萬人次點擊觀看，據此寫成的《公正：該如何做是好？》一書也在多國暢銷。
             
生在美國，在牛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80年桑德爾來到哈佛的第一年就開設了《公正》課程，從此一講30多年。
             
如果你駕駛的有軌電車?車失靈，即將撞死前方軌道上的五名工人，你是否會轉動方向盤，讓車撞死另一軌道上的一名工人，以挽救那五個人的生命？
             
而如果你是站在天橋上的旁觀者，你是否會把旁邊的彪形大漢推下橋，用他巨大的身軀擋住電車，犧牲他一個，挽救五個人？
                   
在哈佛的講臺上，桑德爾一邊踱步，一邊緩緩以這個經典的道德困境開啟學生的哲學之旅。對這些實際、生活化的案例，亞里斯多德、康得、羅爾斯們又會怎麼想？很快原本枯燥、遙遠的政治哲學理論課成了哈佛學生最喜愛的課，選修的人數達1000多人一學期，課堂也從普通教室搬到了哈佛著名的桑德斯劇院，乃至網上。
                   
此次在復旦，桑德爾教授提出了新問題：“暴風雪襲擊城市，商人把雪鏟的價格從10美元漲到20美元，這種做法是否公平？”超過2/3的學生舉手贊成：需求決定價格，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定律之一。
             
如果這種做法公平正義，那麼颶風來襲，飲用水被切斷，小販提高瓶裝水價格是否也合乎道德？
                   
黃牛徹夜排隊買到LadyGaga演唱會的票，然後以原價的10倍出售，是否該受譴責？高價倒賣醫院掛號票的黃牛又如何呢？演唱會黃牛得到不少肯定，因為黃牛排隊也付出了勞動，能賣高價是因市場有需求，並且人們即使看不成演唱會也不會有太大損失；醫院黃牛則受到譴責，因為看病掛號事關生命。此時一名女生提出：春運倒賣火車票的黃牛呢？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區別於演唱會黃牛？的確，不回家過年又不會死。
                   
中國學生的市場化思維傾向讓桑德爾再度意外。“人們曾在加拿大、瑞士和德國就雪鏟漲價的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是大多數人認為漲價不道德。這是否暗示中國學生更資本主義？”台下笑聲一片。

類似的傾向美國學生也有。“30年來，我的美國學生也在逐步傾向市場化思考，但他們的改變是逐漸的，程度也沒有中國學生深。這大概是因為市場經濟在美國已經發展了很長時間，人們對市場經濟的弱點更瞭解。”這樣的變化讓桑德爾警醒，市場經濟中的公正和道德也成了他正在撰寫的新書的主題。
                   
什麼是好生活？僅有GDP帶來的富裕和成功是不夠的。“富裕是手段，不是目的。幸福、滿足感、成就感才是目的。什麼是好社會？人們互相尊重、彼此公平對待、關心窮人、對彼此負責、共用繁榮。”過度追求物質化，那些非市場化的價值——教育機會、醫療保障、美德、社會關係、家庭生活，會受到侵蝕，而它們正是美好社會的必要條件。
             
“我覺得現在該是中國討論市場經濟弱點的時候了。”桑德爾教授總結，掌聲再次響起。
     
學者責任：用誠實的觀點影響民意
                   
生活中的桑德爾教授是個隨和的長者，無論回答問題、拍照還是簽名，都一絲不苟，記者請他為讀者簽名留言，他接連寫了三遍才算滿意。甫一坐下，他便把椅子向前挪了挪，以確保在場的記者都能聽清他的回答，還不時反問：“你覺得有道理嗎？你的意見呢？”一場媒體訪問，卻有了課堂小組討論的氣氛。
             
一個又一個道德困境，桑德爾教授很少立場鮮明地給出自己的答案，學生的激烈辯論裡，他通常扮演著穿針引線而非仲裁者的角色。
                   
“誠實地給出觀點，然後引起民眾討論，我相信這是學者，尤其是像我這樣研究公正和政治哲學的學者、公共知識份子在公共事務中的責任。”桑德爾說，引發討論，不是強加結論。
             
“有些學者選擇做純學問，對當代事務不太關心，這是他們的選擇。但我個人一直希望把自己提倡的哲學觀點和當代事務聯繫起來。”
                   
他曾擔任小布希政府的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討論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道德問題。“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找到我，因為我不是共和黨人。”桑德爾笑著說，他是民主黨。
                   
為總統當顧問的經歷並沒有改變桑德爾對學者責任和作用的認識。“一些學者給出一些意見，例如美國是否該攻打伊拉克，並不表示他們的意見將變成政策。”例如，在那個17人的生物倫理委員會裡，支持幹細胞研究的桑德爾屬於少數派，其餘的學者更傾向保守。“但對胚胎幹細胞研究是支援還是禁止，決定權並不在我們而是在國會。我們只負責給出意見。”最終，桑德爾所在的少數派沒能說服其他人，小布希政府下令禁止胚胎幹細胞研究，“但那些討論對我來說很有益，讓我思考了很多。”
                   
他堅信，公共知識份子對當代問題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直接影響政府決策，而在於通過民意來影響政府，“我，以及其他公共知識份子能做得最好的是，誠實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然後希望公眾觀點能因此被影響。當然這並不總有效果。”
                   
桑德爾在《公正》書中寫了一個“代孕母親”的案例：1985年，美國一對不孕夫婦找到代孕母親簽訂合同，由那對夫婦提供精子、所有相關費用及1萬美元酬勞，代孕母親提供卵子和子宮，但當嬰兒誕生，代孕母親卻反悔，拒絕將孩子交給那對夫婦。
                   
法庭開審此案時，桑德爾明確反對“為錢而孕”，他就此在書中、雜誌裡撰文，“但那並不意味著法庭應該同意我的看法。”一場官司的裁決結果，短期內學者的意見難有影響。
                   
“可能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