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上）

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上）

文／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寫於2005年10月5日 

籌備將近四年、整理歷時兩年，全文35萬字， 1800 張歷史照片與史料，匯集了這套圖文並茂的《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許多人士的鼎力協助，這一套令許多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所矚目期待的書籍，《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共分為上、下兩冊），千呼萬喚始出來，於2005年10月出版，並將於10月12日下午三點於台北市紅樓劇場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

一、編輯團隊，各就各位

這套有關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出版計畫，原先是由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兩人共同構思，他們打算將自己所設計並珍藏保留的有關民主運動的文宣、傳單集結成冊，以對過去的歷史做一個紀念。他們兩人同時也找了民進黨圈內的大姐頭－－袁嬿嬿（袁姐），商談出書的可能性，邀請她任總策劃，並請姚嘉文與陳菊擔任編輯顧問。接著，小邱與富忠也邀黃怡、黃惠芬和我共同參與本書的編輯工作。

1987年，我大學畢業，因實際參與一些雜誌如《台灣新文化》、《民進報》的編輯工作，先後與黃怡、小邱共事。在台灣政治解嚴後、社會運動最為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剛從輔仁大學社會系畢業，正好躬逢其盛而投身其中。

1989年12月2日，全台舉行三項公職（縣市長、立法委員、省市議員）選舉，這是台灣自解除戒嚴以來的第一次大選。這一年，我實地參與助選工作。

大選過後，許多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贏得選舉，進入立法院；1990年，我也跟著轉型，任職國會助理。不久，我出國進修一年，在英國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回台之後，我仍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改革活動。

我踏入社會後，第一個接觸的工作夥伴，就是黃怡。長期以來，黃怡都在文化圈內，認真努力地從事寫作及編輯工作。對我而言，黃怡幾乎扮演一個亦師亦友的角色。與她認識的這十八年來，我們偶爾有工作上的合作機會，但她一直是我的最誠摯的朋友。我們有時會分享彼此的觀點、對社會或政治的評析，以及對人生的看法。她目前為故鄉出版社的《重現台灣史》系列叢書的總編輯。她的想法是，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能夠好好為「台灣史」做點事就做，做多少算多少。

2004年初，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向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鄭文燦提出編輯贊助計畫。6月，張富忠、小邱、黃怡和我四個人，在小邱家裡，暢談了七、八個小時，我們對談的內容愈談愈豐富，於是初步擬定一個編輯計畫，以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為著作者，黃怡任主編，我任執行編輯而定案，並且擬定編輯、完稿、印刷、出版的概略日期。

過去，我曾經參與台灣的反對運動。現在，我參與編輯這套書。藉著這個機會，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讓我感觸良深。但是我已很久沒有提筆寫作了，所要面對的這個編輯工程，卻又是非常龐大。因此，在這次的編輯會議後，我與小邱討論，就決定從我熟悉的1986年歷史開始編寫撰述起。

二、史料呈現，原汁原味

這套書實際上真正執筆的是張富忠、邱萬興和我三人。張富忠對於1975年到1980年間的台灣民主運動史，特別清楚，因為他本人就親身參與這個階段的民主運動。他以自己獨特的筆觸，寫下當年黨外運動與國民黨抗爭的經過，其中有不少珍貴的史料或感觸，都是以前不曾發表過的。

張富忠為了編好這套歷史大書，花了不少時間，積極走訪當年曾一起奮鬥過的同志友人，才把當年的原貌完整呈現。套一個張富忠在本書裡最常用的字眼，那就是「原汁原味」了。

張富忠真正開始執筆寫稿的時間，約從2005年年初開始構思。他一直很心儀日本文化，7月前又數次前往日本。編稿的時間逼近時，他有時到小邱工作室來一邊找資料一邊寫稿，有時整堆資料捧回去而待在家裡振筆疾書。我和小邱便私下戲謔他「像一個尚未完成暑假作業的學生，面臨即將結束的暑假假期，只好頭上綁著頭巾拼命努力趕工……」

張富忠寫稿的方式，令我們嘖嘖稱奇。他不會用電腦打字，於是拿出上個世紀末的「立法院稿紙」，很認真地一字一字地用筆寫下。15年前，我擔任國會助理時就非常熟悉的稿紙，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真的覺得彷彿時光倒流一般。張富忠稿紙上強而有力的字跡，好像正訴說著：「我就是歷史。」

剛開始撰稿時，我總是從小邱工作室裡，抱著一大堆的書籍、影印資料回家整理，等我寫完稿後，我再用電子郵件把文稿傳到工作室去。這樣，讓我這個久未投入就業市場的全職媽媽，不必浪費交通往返時間，可以放心地兼顧小孩和工作。然而，這個做法，卻也讓我在家工作時，公私的界線難以釐清。

三、「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

有時寫作的思緒才開始流暢時，八歲的女兒卻返家要吃晚餐了。好不容易在晚餐收拾後，又得先處理她的學業與功課。她的問題解決後，我打開電腦要寫稿，她的小臉蛋竟又湊到我的電腦螢幕上，盯著我的文稿看。有一次，她看見我的文稿上寫著「農耕機進攻總統府」的小標，就好奇地問了我一句：「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我據實以答：「李登輝呀！」接下來，她就問了一句令我啼笑皆非的話：「咦？現在的李登輝不是好人嗎？他以前是壞人嗎？」

我把女兒安頓上床休息後，我的思緒若還清晰，則有時要工作到深夜；如果思緒跳開了，只好用筆在紙上記下摘要，次日再重新構思。漸漸地女兒也抱怨起來：「媽媽怎麼常常『黏』在電腦前面？」

慢慢地?著工作量和時間壓力的增加，我不得不調整工作方式和型態，因為資料雖然帶回家，但有時需要佐以其它相關的參考文件時，總還是缺東缺西的，我只好乖乖地採上下班的方式，進小邱工作室執行編寫工作。

為了因應龐大的文字工作量，小邱工作室裡處理文字的電腦已不敷使用，小邱只好另行添購一台電腦來加入工作行列。我們有時為了找一份當年的運動傳單或海報，兩、三個人就擠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翻箱倒篋不斷地搜尋，直到那份資料在某一個檔案夾中被我們找到為止。

四、回歸歷史原貌 

我從1986年開始整理撰寫，往後一路寫到2000年，然後回來整理1981年到1985年的歷史。其間，小邱和張富忠也提供給我非常豐富的歷史資料與歷史觀點。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也有些許統獨不同觀點的拉鋸戰，但是，最後仍回歸到歷史的原貌。

我所編撰整理的史料中，讓我最為感動的是，許多為民主運動人士犧牲奉獻的精神至死不變。遭警總約談後而陳屍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博士、返鄉受阻的陳翠玉博士、拒絕被國民黨拘提的鄭南榕、鄭南榕喪禮後遊行於總統府前，遭拒馬橫阻而自焚的詹益樺、為民進黨勞心勞力的傅正老師、先堅持自由主義後力倡台灣獨立的張忠棟教授……等等，這些人物都在我們編書過程中，再度鮮活地躍入我的腦海，讓我感受到他們為民主理念堅持不懈的精神。

編輯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少挫折。小邱告訴過我，他曾經以為這個編輯計畫可能會失敗，但姚嘉文、陳菊與范巽綠等人一直鼓勵我們要堅持下去，他們提出許多編輯方向，後來直到我慢慢一年一年地把史料編寫下來，他再配上圖片，那份編輯一本好書的成就感才逐漸浮現。張富忠大概也有同感，直到小邱和我把下半冊1988到2000年的文章定稿後，他的寫作慾望才漸漸被激發起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