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視界 - 遠離餓夢

【水稻視界】遠離餓夢

採訪/撰稿 李慧宜
攝影/剪輯 陳添寶

　西元1979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在第20屆大會上，訂定從西元1981年開始，每年10月16日是「世界糧食日」，希望這一天，全世界都能彼此提醒，為打擊飢餓和貧窮而努力。可是反觀過去一年，有三十幾個國家，因為糧食不足而社會動盪、甚至陷入內戰，有超過十億人口，天天餓著肚子上床，更讓人震驚的是，一年來，平均每天有兩萬五千多個應該快樂成長的孩子，死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生活在台灣的我們，能獨善其身嗎？

想想，飢餓的感覺是什麼？台灣會不會有糧食危機？為什麼稻穀豐收農人卻哭泣？綠色革命真的可以救人命嗎？最重要的，每個人都有權利知道，全球暖化和全球化，到底是如何聯手左右人類命運！

首播：2008-10-13(一)  22:00
重播：2008-10-18(六)  10:00

內容：

　隨便查一下跟糧荒有關的消息，竟然多如牛毛；像是「2006年起，澳洲大乾旱，稻米產量降低四成。」、「2007年12月，泰國出口米1公噸362美元，2008年4月，米價飆漲到1公噸1000美元。」、「2007年，印度東北部、孟加拉、緬甸爆發嚴重鼠患，兩百萬人面臨飢餓。」、「2008年3月， 印度、越南、中國、埃及、印尼等國，限制稻米出口。」、「2008年9月，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全球有9億2500萬飢餓人口。」、「全世界有75％的窮人，都集中在農村生活。」

　我想起第一位以農業科學家的身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伯洛格曾說的一句話：「飢餓，是人類文明的恥辱。」從這句話出發，再回頭看看，似乎從古至今，飢餓從來沒有消失過。尤其到了二十一世紀，地球暖化、糧食產量減少、糧價飆漲、限制出口、油價攀升，還有全球化浪潮…。種植糧食的農村，世襲著貧窮的命運，飢餓就像是一列沒有煞車的火車，一直開向天際。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說，貧窮國家的兒童們，幾乎沒有什麼快樂的童年，孩子們沒有在街上遊戲、沒有去上學，他們只有一種表情，一種「我不要餓肚子」的表情。

　全世界有11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到一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住在以稻米為主食的亞洲國家，這些貧困的人，必須拿收入的三到四成購買糧食，米價飆漲，幾乎快壓垮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貝克(Gary Becker)估計，糧價增加三分之一，富國生活水準會降低3%，但是窮國卻會驟降20%，因為糧食，是窮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支出。對此，杜明翰進一步說明，他說，外界很容易忽略缺糧地區的分配問題，只要一旦發生糧荒或饑荒，女性和兒童一定是第一個被犧牲的弱勢者。

　就在全球糧食不足的陰影籠罩下， 2008年10月9日，台灣水稻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台灣大學將與國際稻米合作所簽約，簽署水稻研究、種源收集的相關備忘錄。這一步，是台灣水稻研究、糧食安全，正式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階段。

　屬於非營利機構的國際稻米研究所，全名是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成立於西元1960年，簡稱IRRI。總部設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近郊，試驗田佔地252公頃，同時在亞洲跟非洲，也擁有14個研究單位。

　現在的IRRI，是全世界最頂尖的稻米研究機構。這裡有來自八十幾個國家的科學家，日以繼夜地進行糧食作物研究，工作領域包含稻米育種改良、作物栽培管理、生物科技實驗和農業政策規劃，IRRI在2007年的年度預算，超過三千萬美元。稻米基因庫是所有研究的核心，被稱為IRRI的心臟。這裡保存著128個國家、超過十萬種的稻米品種，其中還包含沒有被人類馴化的野生稻。

　野生稻的特別之處，不只可以預防被鳥類啄食的長芒，或是看起來像雜草的外觀，不同的野生稻，擁有不一樣的「特異功能」。有的可以抵抗病蟲害，有些不怕過低或過高的氣溫，有的被水淹不死，有些則是不怕乾旱。野生稻提醒了人類，保存品種和基因的多樣性，人類才有條件，面對多變的生存逆境。

　在稻米基因庫裡，有一排看起來毫不起眼的綠色櫃子，收藏著全世界的稻米品種，旁邊有十幾個正在挑穀粒的工作同仁，正為各種稻穀品質把關。這些經過挑選的穀粒，等到自然乾燥兩個月後，會被包裝成三種規格。一種，是分享給任何前來申請的國家或農民，一種是可以在3度C的條件下，保存四十年，提供當代人類使用，第三種，最重要，是要留給未來的後代子孫，只要在-20度C的恆溫裡，就可以保存一百年。

　現在的科學家，無法改變耕地面積減少的事實，所以糧食研究的首要任務，就是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稻米基因庫的創辦人張德慈，是台灣的水稻專家，在因應1960年代的糧食危機時，他找到了高產量不易倒伏的品種-低腳烏尖。張德慈利用低腳烏尖，發展出以IR8號為首的IR系列，這些品種在十年之內，讓東南亞國家，每公頃稻米產量增加了2.5倍以上，成功減緩當時的糧食危機。這一場戰役，被喻為綠色革命。

　不過，綠色革命的成功，卻也把後來的糧食生產和環境生態，推入險境。IRRI計畫發展室主任Mr. Duncan Macintosh表示，第一次綠色革命，主要是聚焦亞洲的食物生產量，即使是比較不利耕作的環境，科學家和農民還是使用相同的栽培管理方式，來維持水稻的產量，所以科學家們，必須記取第一次綠色革命的教訓，更要認知第二次綠色革命是永續性的，在生產食物的時候，同時要了解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

　簡單來說，第一次綠色革命的負面影響，主要是IR系列的稻米品種，大都是氮肥利用力高、耐肥性很強的稻作，所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很容易養成過度施肥的習慣。於是在推動第二次綠色革命時，必須特別重視肥料的合理施用。在IRRI研究了17年的資深作物生理學家彭少兵表示，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民施肥容易過量，氮肥過量會破壞環境，地下水硝酸氮含量增加，還有大氣的增溫，也跟農人施氮有關。

　彭少兵曾經公開發表，2002年中國水稻氮肥平均施用量，是每公頃180公斤。反觀台灣，從1990到2000年的十年當中，每公頃稻作氮肥竟高達268公斤。很少人注意到，這些肥料只有20%到30%是被水稻吸收，其他全部流失在環境裡。彭少兵很憂心，因為他發現，要讓農民接受精準施肥，遠比品種推廣來得困難許多。

　唯一會讓農民正視的問題，不是環境破壞、土壤酸化，而是過量的氮肥，會增加田間病蟲害，直接影響水稻產量。所以，這幾年彭少兵積極推廣，作物生長管理的技術與觀念。不過，要了解合理化施肥之前，必須要先認識，「什麼叫做合理？」

　為了這個目的，台灣花蓮農業改良場的余宣穎，在2008年9月，遠渡重洋到IRRI向彭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