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錄自【林仁傑，2004，一段跨時代的故事：台灣學生運動史研究（1920-199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六事件前夕
當時處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加上國共內戰，使得國內百業蕭條，一切亟待建設。透過「台灣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演講團」的交流，台灣學生對於中國大陸政治局勢有了更加一層的認識，兩岸的學生運動也因此互相唱和。尤其是1948 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所屬的人民解放軍已經採行全國大規模的戰略進攻，國民黨在內戰戰場上節節敗退，軍事、政治、經濟面臨全面危機，因此加緊對台灣經濟上的搜刮、剝削，政治上，國民黨也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在這樣動盪不安的時代之下，大陸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以學生運動為中心、愛國民主運動所掀起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遊行，也給了台灣學生直接的啟發和影響。在這樣歷史背景之下，1948 年師院也發起一場要求提高公費生待遇的「反飢餓」遊行。
一位當年台大學生自治會的核心幹部在描述當時校園情形時，這樣寫道：
同學們對外間不安的時局，現在已逐漸敏感起來。一部份師生之間，常把國內時事作為課餘閒話和討論的中心；校內的空氣已不像過去那樣和平恬靜，尤其是外省籍同學之間，他們都為自己家鄉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弄得情緒不安；校中平素活躍的及一些被認為好學的學生都參加了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宣揚中共政策的印刷品，漸漸在校園中流傳開流；公開性質的學生刊物，也表現出鮮明的立場。
一觸即發的態勢，終於在1949.3.21 一場意外事件下爆發開來。
插槍走火----「單車事件」的引爆
1949.3.20 晚上9 點15 分左右，台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大安橋附近被中山路（一說中正東路）派出所的謝延長警員看見，認為這兩名學生違反交通規則，於是取締並造成衝突。兩名學生被員警打好幾下，並被押送至警察局。
大約11 點10 分，其他聞訊趕來的師院和台大同學在第四分局門口抗議，並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劉監烈出來道歉。由於劉一直未現身，所幸學生就將第四分局局長林修瑜、和前來調解的警察局督察長龔經笥兩人帶回台大宿舍的廣場（現今的金華國中），向其他同學報告事情始末。當時兩位被羈押的同學早已被釋放，反過頭來倒是謝姓員警被勒令收押。
3 月21 日早上8 點左右，兩校學生集合，選出台大王惠民等12 位和師院趙制陽等6 名合組主席團，前往市警局。沿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並不時高喊「警察無權打人」、「反對法西斯迫害」、「反對內戰，要和平」、「反對官僚作風」、「保障人身自由」及「吃公吃光」等口號。
當事人李淑德在回憶起這件事時，這麼說：
那時師大約略只有二十多個女生，參加該遊行者大約有十餘人，女生都排在隊伍的最前面，校長謝東閔先生知道學生有此行動，便在大禮堂前廣播告誡學生，剛開始以國語發表，我們大多聽不懂，後來才使用台語說：「你們這些不怕死的學生，槍都架在那裡，說打就打啊！你們這些女孩子都不怕死，還站在最前面。」
11 點左右學生隊伍抵達市警局，由於人數相當的多，因此由主席團成員與劉局長交涉。因為學生要求必須在10 分鐘內立刻答覆，劉局長在「情勢比人強」的狀態下只好簽名，書面要求包含：一、嚴懲肇事人員；二、同學如有傷害，賠償醫藥費；三、警局局長登報道歉；四、請總局長向受害學生道歉；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學生得到滿意答覆之後，於12 點10 分左右回到學校。
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已經得到解決，但暗地裡卻仍波濤洶湧。
3 月23 日《公論報》在「讀者的話」專欄，刊登了兩校學生以「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和「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名義，共同發表的〈為何李二同學被歐事敬告各界〉。隔天3 月24 日，《公論報》在「讀者的話」專欄，也有警員投書，反駁學生的公開聲明。當然，一件事情若只從自己的角度來看，那麼，別人就一定會是錯的嗎？在各說各話，又一昧指責對方的不是同時，雙方「認知差距」越來越大，「嫌隙」也越來越深，埋下往後四六事件的衝突。
山雨欲來風滿樓----青年節的「營火晚會」
3 月29 日台北市大學和中學校學生聯合會宣佈成立「學生聯盟」，號召全省學生連結。並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飢餓，反迫害」等口號作為訴求，藉由「紀念黃花崗革命烈士」名義，當晚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行一場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
晚會主持人是台大學生葉城松，除台大、師院、台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踴躍參加之外，台中農學院和台南工學院也有代表前來。根據事後兩位當事人回憶當天晚會情形，這樣描述：
師院學生在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的指導下，排成四行縱隊，女生領前，男生殿後，高唱著革命歌曲，走向會場，雄壯的氣勢贏得了有效同學的歡呼和鼓掌。
當天的營火晚會活動，以台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了各種民歌之外，還演唱了〈你是燈塔〉、〈你是舵手〉及〈王大娘補缸〉……等大陸學生搞學運時常唱的歌曲。當天的晚會簡直成了公開的「解放區」了！當「麥浪」成員在台上唱〈王大娘補缸〉的時候，全場連「秧歌」都扭起了……。
學生在這快樂的氣氛之下，殊不知國民政府因為大陸學運的經歷，老早結合黨政軍的力量，對於這些學運活躍份子進行嚴密監視。學生這一連串的舉動，更是震驚了高層當局，於是抓人變成只是遲早的事了。
天未亮----警總下令圍捕滋事學生
3 月16 日應代理總統李宗仁電召，到南京述職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師令陳誠於4 月初返台。當他知道知道台北學運的經過之後，氣得直跳腳，下令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負責，清查後準備抓人。
4 月5 日傍晚周慎源、趙制陽接連被誘捕。周慎源在被誘捕後，三輪車行經台北公園旁（今公園路），台大青島西路宿舍附近時，看見很多台大學生在宿舍門口，便趁機跳車往宿舍方向跑去，並大喊：「救命呀！我是師院學生，台大同學救命呀！」雖然便衣警察曾對空鳴槍，但台大學生人數眾多，警察不敢貿然行動，於是周慎源便得救，隨後將經過告訴大家，並由台大學生護送他回師院宿舍。
隨後台大與師院的學生全聚集在師院的大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無限期罷課，且明天一早要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綁架學生的暴行。另一方面，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省主席陳誠在得知學生的下一步之後，也立即代電給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表明要逮捕師院六名學生。電文如下：
迭據查報貴校學生：周慎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等計六名首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肆行不法，殊屬居心叵測。該生等本（五）日晚，復又糾眾集議，希圖實施擴大擾亂。本部維護社會安全，保障多數純潔青年學生之學業起見，應即予以拘逮，依法偵訊。特電即請按明指交到案，以肅法紀。至于其他學生希善為撫慰安心照常上課，幸勿盲從附和致干法究為荷。
當晚陳誠也找來了彭孟緝、傅斯年、謝東閔到家中來開會。嚴格來說，這場會議決定了整個四六事件的發展。但遺憾的是，這場會議並沒有被完整記錄下來，甚至多年之後，成為「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與會者似乎都避重就輕帶過，呈現對自己最有利的一面說詞。如今四位當事人都已過世，這場會議內容真相也石沈大海。
謝東閔在接受訪問時說：
事件爆發前一天晚上，我和傅校長以及當時的警備司令，名字我也忘了。我們三個人開會，提出因應之道；警備司令部堅持要動用軍隊進入校園內抓人，我和傅校長主張學生的事可以慢慢勸，不要用軍隊；後來司令部仍堅持軍隊抓人，我就告訴他，那能不能槍裡頭不要填子彈。
但彭孟緝卻說謝東閔並沒有講：「不要用軍隊抓學生。」彭孟緝提到：「謝東閔向陳辭公（陳誠）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傅斯年則是對彭孟緝講：「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緝回答：「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又說：
調來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
事實上很多人在回憶起這件事時，都說部隊有拿槍，逮捕過程中也有學生遭到毆打。至於被逮捕學生的數目，從一百多人、二百多人、三百八十多人，到彭所說五、六百人都有，至今都未釐清。
四個人在陳誠家開會的同時，軍隊也已經包圍師院男生宿舍，於是學生用桌椅將樓梯間堵住，說什麼也不把周慎源等人交出。其間謝東閔曾與學生面對面好言相勸，但不但得不到學生的依從，還遭到學生的批判。朱商彝回憶道：
以鄭鴻溪為首的學生強烈質問謝東閔，對周慎源被秘密誘捕的事情作何感想？
謝東閔被批得受不了，最後，他說了一句：「我謝東閔今天還不如一條狗！」然後狼狽不堪地和陪同的訓導人員離開。
凌晨3、4 點，在彭孟緝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親自督鎮指揮之下，攻陷男生宿舍，將學生押到軍用卡車上，載到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今中正紀念堂），整個逮捕行動就此告一段落
整頓與搶救----四六事件後雙方的行動
在逮捕行動過後，陳誠立即向社會各界發表〈整頓學風〉的聲明，官方報紙中央日報於4 月7 日刊出標題為〈政府決心整頓學風，拘捕首謀違法學生〉全文，說明將這幾位學生逮捕，乃因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鼓動風潮之傳單、搗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為了保護大多數純潔學生，只好勒令逮捕。
台灣省政府也同時代電給師範學院，要求即日起（4.7）全校停課：
查近來師範學院少數不法學生，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煽惑風潮之傳單，甚至搗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擾亂秩序、妨礙治安，殊堪痛恨。為整頓學風，保障大多數純潔青年學生學業起見，不得已將為首學生居送法辦。茲著令該校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再行定期復課。敕希該校轉知全體教職員暨各生家長，仰體政府整頓教育之居心，約束學生安分守法，不得再有越軌行動。除分電對合行電仰遵照辦理，具報為要。
至於社會各界果不其然，立刻響應陳誠的行動。中央日報連日刊載新聞，包括家長部份：〈家長協助整頓學風，昨集會討論將發表宣言〉（4.7）、〈家長會為整頓學風書告同學：各安本位努力學業勿受外界誘惑，勿以感情用事讀書以外心勿他求〉（4.8）；台灣省各部會：〈台大師院學潮，參會發表談話〉（4.8）、〈省教育會：擁護整頓學風，發表告教育界同仁書〉（4.9）；工會方面：〈限制入境•整頓學風：市各工會通電擁護，予奸徒單幫致命打擊，珍愛台灣教育光榮史〉（4.14）；師院部份：〈師院昨日成立整頓學風委會：劉真任主委兼代院長，謝東閔辭兼院長獲准〉（4.8）、〈師院積極整頓學風：整委會昨開第一次會議，劉兼院長定十一日接事〉（4.10）。中央日報也立即刊登一則短評（類似今天的社論），名為〈法紀與治安〉（4.7），最後兩段文字如下：
不幸近來有少數學生，竟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屢次鼓動學潮，進而擾亂治安，破壞法紀。這種情形，如果聽任其發展，台灣的安定，便將毀損無疑。為著全省人民的福利，省政當局遂以必要的措施，來抑制這種不良風氣。我們相信，全省人民對這種措施，一定能瞭解其不得已的動機，而加以支持的。
我們竭誠盼望，大部分的青年學生能夠以人民的希望為希望，以人民的要求為要求，不要隨風附和，為人利用，類此的事情，就一定不致再度發生。我們同時更盼望學生的家長們，如果發現子弟染有不良的習氣，應該盡力勸導，重建純樸的學風。
當時台灣三大報，除了中央日報為御用報紙的報導，公論報、台灣新生報也都採取官方說法，也就是將這些被逮捕的學生，定位為「不法份子」，所以政府的行動是合理的。
此時陳誠一方面要試探四六事件之後學校教師的觀感，一方面要藉由親民的作風來鞏固他的威權，於是4.9 中午於中山堂光復廳宴請台大全體教職員共170 餘人、4.11 中午在同樣地點宴請師院教職員共90 餘人，中央日報分別予以刊載：〈台大教授應陳主席宴，一致贊同整頓學風，陳主席明邀宴師院教授〉（4.10）、〈陳主席宴師院教授，說明整頓學風實非得已，希望迅速登記早日復課〉（4.12）。
至此陳誠的地位確定沒有因為四六事件產生動搖，加上四六事件也在官方強力護航、媒體一面渲染、社會一面支持之下，逮捕行動成為合法且合理，因此捲入事件當中的學生被當成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然而事實上當時仍舊有幾位挺身而出替學生講話的教師，趙制陽筆述說道：
教育系林本教授與體育系主任謝似顏教授在「整頓學風委員會」開會時，以同情學生的態度講了話，結果林本教授幾乎被調離師院至編審會，後來教育廳長陳雪屏、台大校長傅斯年都替他說了好話，才得以繼續留任。（林教授也曾分別教過劉真、謝東閔）至於對謝教授就不同了，遭解聘處分，剝奪了他的工作權。他的家庭立即陷於極度窮困狀態，子女失學，他終於潦倒悲憤而死。……
在這樣情況之下，又有幾位「不怕死」的站出來替學生說句話呢？
在4 月6 日學生遭到逮捕之後，僅剩的師院和台大學生也開始展開營救行動。例如台大教師雖常照常上課，但學生採取休課行動以示抗議。由於遭到逮捕的學生非常多，所以調查單位將可疑份子，以及先前名單上的學生收押之外，其餘學生在4 月8 日即通知家長領回。當時所成立的「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此組織到當年11 月15 日才結束）也通過「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行登記辦法」，4 月16 日至25 日辦理申請登記手續。最後全校八百餘人，只有周慎源等36 名，因為逾期未重新登記、偽造證件、甄審不予合格三項理由被開除學籍，其餘同學皆復學，4 月29 日師院正式復課。
四六事件至此似乎告一段落，但國民黨的組織才剛開始深進校園，伺機而動。
學生的主體性意識
一般認為1949.3.21 單車雙載事件是四六事件的導火線，但若我們將格局拉遠一些，其實早先的「反飢餓」遊行就已經埋下導火線了。怎麼說呢？從反飢餓遊行、三二一單車事件後的示威抗議，演變到四六事件大規模的學潮，所牽涉到的學生相當的多，在這過程中也有非常多的學生參與。但是學生都是這麼單純且認同這些活動嗎？
這似乎要打個問號，因為在口述訪談所得到的資料顯示，似乎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推測，其實很多活動都是共產黨學生在裡面鼓動，目的不外乎是訴求「反內戰、反飢餓」。政府當局其實也明察這點，中國大陸那邊還在國共內戰的同時，台灣這邊表面上雖然沒對學生怎樣，但檯面下已經變成國民黨在追捕共產黨學生了，而共產黨的學生也很精明老早就跑了。從一位接受口述訪談的當事人與訪談者的對話，得到這樣描述：
答：……反飢餓就不上課，那麼到街頭去遊行示威，其實這個都不是我
們的本意，這是共產黨的學生策劃，我們這些傻傻的學生搖旗吶喊
，走啊走，不要上課，能玩多好！
問：主要的是他們（共產黨學生）策動？
答：ㄟ！他叫你怎麼樣做，要怎麼樣。反正我們就傻傻的做。
問：這種學生居大多數是不是？我是說不知道參加目的的？
答：不知道的較多，大多都是去搖旗吶喊，湊熱鬧居多。
從這段話可知，當時並非所有學生都深處風暴之中，大部分學生可能藉由「聲援」、「抗爭」、「遊行」而達到其「好玩」、「湊熱鬧」、「不用上課」的目的。因此在台大四六事件小組所作的報告書裡頭，結論部份寫道：
而從「三二一」腳踏車事件到四六事件，是台灣社會解嚴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也是學生主體與自主力量的具體展現。
上述評斷，有可能將四六事件過度推崇。但另外一段敘述：
四六事件作為一種學生運動的形式，雖然在實質效果上遭致挫敗，但在精神意義上，四六事件標舉著台灣大學生追求社會正義的具體實踐，而這正是台灣校園環境的珍貴歷史資產。
此種論點則較為中允。畢竟幾位身處暴風圈中的學生，如周慎源等，被認為常對政府提出批判的少數學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自己的主體意識，會去思考、批判，雖然明知付出的代價會非常的高，但至少不是被人家傻呼呼的拖著走。但是在那種威權統治，加上社會動盪、非常不安定的年代，少數幾個人的言行終究還是無法去撼動整個社會環境的。
在四六事件中，被抓的學生不分省籍、族群都有，顯見四六事件並非省籍、族群間仇恨所引發的衝突。
當時學生接受共產主義思想，進而左傾、帶有社會主義精神的同時，這株火種立刻被熄滅。隨後進入戒嚴時期，也使得左翼思想在台灣的發展告吹。
